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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道儒：文字禅的兴起与禅僧生活方式有关

居士人物 2024-10-17

文字禅的兴起与禅僧生活方式有关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论述宋代文字禅兴起的社会条件、思想根源、理论依据、发展历程和基本特点。本文认为,宋代文字禅的兴起和发展,与禅僧生活方式、修行方式的改变直接有关,与宋代士大夫普遍喜禅紧密相连。它演变的诸种形式,都毫无例外地与禅宗的公案之学结合在一起。禅宗从注重直观体验的证悟转向注重知性思维的解悟,是促成文字禅兴起并走向昌盛的思想动力。到南宋初年,具有不同社会及修行功能,反映不同思潮的文字禅、默照禅和看话禅,成为禅学中既相互独立又不可分割的三大组成部分,共同塑造了中国禅学的整体面貌和精神。

禅宗文字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代,但是它形成与公案之学相联系的稳定形式,成为颇具影响力的禅学潮流,则是从北宋开始。

在禅宗历史上,文字禅所引发的论争激烈、持久,超过其他任何一种成体系的禅学思潮。支持者认为它有助于明心见性,有助于修行解脱;反对者则认为它与佛心祖意隔膜,徒增烦恼障碍。总的说来,没有文字禅的兴起和发展,也就没有禅宗在宋代的巨变,也就使禅僧失去了与士大夫沟通的重要渠道。

一、文字禅的产生原因

所谓“文字禅”,是指通过学习和研究禅宗经典而把握禅理的禅学形式。它以通过语言文字习禅、教禅,通过语言文字衡量迷悟和得道深浅为特征。作为宋代文字禅的主导方面,它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运用公案结合在一起。公案受到禅宗界的重视,并且逐步成为教禅和学禅的基本资料,又是与中唐开始的禅僧生活方式和修行方式的变革相联系的。

当马祖道一(709～788)和石头希迁(700～790)分别在江西、湖南建立禅宗两大中心基地的时候,或因经济困难,或因寻访名师,或因建立联系,禅僧们往往到处流动。因此,禅宗界逐渐兴起“行脚参禅”之风。生活方式的改变随即引起修行方式的改变,修习禅法已经不再仅仅是个人的静坐默究,对禅境的体验也不再仅仅限于修习者个人不可言传的感受,逐渐演变成师徒之间或师友之间的相互讨论、启迪和勘验。行脚参禅的僧人每到一处丛林,往往与拜访的禅师相互问答,若言语不契则离开,到别的地方另找禅师;若彼此言语默契,相互理解、认可,便住下来。师徒之间或师友之间的这种交流禅学见解和体验的相互酬对,实际上也就是教禅和学禅的过程。

禅学问答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被称为“机语”,多是一些含蓄、隐晦或答非所问的语句。有时双方见面并不说话,而是用推、打、踏、喝等方式表示。诸如此类的参禅方式和手段,统称为“机锋棒喝”。机锋棒喝的盛行与禅僧生活方式和修行方式的变化有直接关系,然而,禅僧们之所以采用这种禅学方式,则与禅宗的基本理论密切相关。慧能南宗认为,自心佛性是超言离相的,即不能用逻辑思维完全把握,不能用语言文字确切描述。对禅境的体验,对自心佛性的证悟,只能靠自己的亲身实践。因此,行机锋施棒喝,只不过要表达本质上无法表达的东西,只不过要启发禅者去自证自悟。

到了唐末五代,机锋棒喝在禅林达到了鼎盛时期,这种原本是为修行悟道、解脱成佛而推出的一种方便施设或权宜手段,逐渐成为明心见性的重要途径。禅师们的此类禅学言行,经过辗转流传而被弟子们记录下来,称为“语录”、“入道机缘”。其中一些著名禅师的言行独具特色,还被专门提出来,作为判定是非、衡量迷悟的准则,被称为“公案”。到了北宋初年,不仅禅僧把语录作为教禅和习禅的重要资料,士大夫也格外予以重视,这一点从杨亿裁定《景德传灯录》所确定的原则上就可以看出来。他认为,《灯录》应该以记载历代禅师启悟学人的机语为主,应该不同于僧传。“自非启投针之玄趣,驰激电之迅机,开示妙明之真心,祖述苦空之深理,即何以契传灯之喻,施刮膜之功?若乃但述感应之征符,专叙参游之辙迹,此已标于僧史,亦奚取于禅诠?”【杨亿:《景德传灯录序》,《大正藏》卷五一,196c。】经过这样修改了的《灯录》,由于删去了禅僧史传的大部,变成了主要是禅师的语录集锦,从而失去了历史感;压缩了禅宗的信仰和神异,着重于机锋禅理,削弱了禅宗的宗教性;对禅语加强文字润色,显得文采飞扬,失去了它们在下层流传中的淳朴。正是这样的禅宗新典籍,既成为禅僧教禅和学禅的教材,又最大程度地适应士大夫的口味,逐渐有取代传统佛教经典的趋势。

最早把“公案”一词引入禅门的是唐末僧人黄檗希运。它原本指官府判决是非的案例,禅宗借用它来专指前代祖师的言行范例。为了适应教禅和学禅的需要,禅师们开创了研究公案的多种形式。总的说来,对待语录公案的不同态度、不同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研究方法,在宋代形成了不同的禅学形式 。所谓“文字禅”,只是其中的一种。宋代文字禅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主流始终与公案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

与唐末五代相比,两宋社会相对稳定,王朝的宗教政策比较宽松,佛教的寺院经济由此得到平稳发展。这就为禅宗的领袖人物走出农耕山林,进住通都大邑或名山胜地的大寺院创造了条件;为他们放下锄头,拿起笔杆提供了可能。文字禅的发展,正是禅师们在研究旧经典的基础上创造新经典的过程。宋代是产生禅宗典籍的黄金时期,其数量之庞大、种类之齐全,不仅超过唐五代,而且也为后代所不及。在两宋社会的大背景下,山林旷野的质朴禅风在禅宗主流阶层身上逐渐消退,都市书斋的浮华禅风却日益浓重。这不仅在佛教内部为文字禅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也成为吸引士人的新禅风。

宋代士大夫“喜禅”,是促动文字禅兴盛的强大社会力量。宋王朝出于削弱和分散官僚权力的考虑,机构设置臃肿膨胀,人浮于事,加上任用和罢黜随意,提拔的多,需要安置的更多,从而造成了历史上少见的在职加赋闲的官僚阶层。而官场变换,宦海沉浮,都促使士大夫从禅中寻找精神寄托。士大夫经世多作两手准备,几乎成了两宋文武官僚的共性。宋人罗大经说:“士岂能长守山林,长亲蓑笠?但居市朝轩冕时,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为胜耳。……荆公(王安石)拜相之日,题诗壁间曰:霜松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山谷(黄庭坚)云:佩玉而心若枯木,立朝而意在东山。”【《鹤林玉露》丙编卷五。】在当时,士大夫精神上退隐的最好去处,莫过于禅了。另外,宋代士人一般从科举入仕,文化修养良好,钻研和创造禅宗典籍对他们有特殊的吸引力。许多重要语录、灯录的编定和修改,都有士大夫的参与。宋代士人乐于为名僧语录作序,犹如唐代文人乐于为禅师高僧撰写碑铭一样。在两宋时期,文人们支持文字禅的力度,要远远大于他们支持其他禅法的力度。

二、文字禅的理论依据

禅宗从产生之日起,就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它贬抑传统经典,轻蔑文字语言,摒弃知性思维,强调直观体验。如果说菩提达摩的“藉教悟宗”【《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大正藏》卷五十,551c。】把文字经典作为证悟的手段,那么,慧能的“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敦煌本《坛经》第28节。】,就有着改变菩提达摩初衷的倾向,确定了禅宗对待文字语言态度的基调。根据《祖堂集》记载,怀让(677～744)去见慧能,慧能劈头就问:“什么物与摩来?”怀让回答:“说似一物即不中”【《祖堂集》卷三。】。此句答语很有影响,说明禅僧普遍认可了语言对于描述禅境体验的局限性。但是,这种语言的局限性在唐末五代曾一度被绝对化,出现了呵佛骂祖、非经毁教的极端言行。很显然,文字禅的发展绝对不能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

在宋代禅宗史上,从不同角度论证文字禅合理性的人很多,包括为推动文字禅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善昭、重显和克勤,都有这方面的言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善昭和慧洪。

按照善昭的说法,古代禅师的言行是“随机利物”,学者因之而“各人解悟”。所以,禅师以文字语言示禅,学徒通过文字语言解悟,文字语言成了禅可“示”可“悟”的中介。参究古人语录公案,等于悟解禅的真谛,故亦名“参玄”。这种从古人语录上把握禅理的主张,同沙门义学从三藏经论中把握佛理的作法,没有什么原则区别,都是把言教看成是第一位的。然而,善昭特别把禅学与义学进行了区别:

夫参玄大士,与义学不同,顿开一性之门,直出万机之路;心明则言垂展示,智达则语必投机;了万法于一言,截众流于四海。

毫无疑问,默照禅与看话禅在修行方法、指导思想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别,但是它们在强调修禅的心理体验方面,则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它们要求体验的具体禅境有不同。与文字禅相比较,这两种禅法注重直观体验的“证悟”,即注重宗教的心理体验;文字禅则注重知性思维的“解悟”,即注重通过学习经典而达到的认识转变。实际上,作为整体的禅学,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补充的,抛弃任何一个方面,或者用一方取代另一方,都失之偏颇,既不利于禅僧的个人修行,也有碍于佛教的降发展。当时许多有影响的禅师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力倡默照禅和看话禅的正觉与宗杲也不例外。

更新于：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