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陆九渊的佛教观（刘立夫）

陆九渊的佛教观

编辑：刘立夫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宋代理学家出于复兴儒学的目的，都有排斥佛老的言论，但在具体的态度上，则不可一概而论。像张载、二程、朱熹、张栻等人，他们既“出入于佛老”，又严于“儒佛之辨”。其辟佛的态度相当严厉和坚决，而陆九渊对佛教则宽容得多。陆九渊虽然以儒学的正宗自居，却不公开排斥佛教，而主张“佛老非异端”、“儒佛不相害”。当然，陆九渊也有公私之辨，认为儒家主“公”，佛教主“私”，但这不是敌视佛教。他认为佛教与儒家的“立场不同”、“宗旨不同”，佛教虽然不能像儒家那样经世致用，却可以满足人生的其他需要。关键词：陆九渊佛教观宽容作者简介：刘立夫，中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佛教协会船山佛教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

一、佛老非异端

宋代的理学家虽然将佛老相提并论，但他们一致认为，佛教对儒家的危害远胜于道教，佛教是儒家的最大敌人，是最不可以宽恕的“异端”。如程颢说：“如杨、墨之害，在今世则已无之。如道家之说，其害终小。惟佛学，今则人人谈之，弥漫滔天，其害无涯。”〔1〕又说：“今异教之害，道家之说则更没可辟，唯释氏之说衍蔓，迷溺至深。今日是释氏盛而道家萧条。方其盛时，天下之士往往自从其学，自难与之力争。”〔2〕朱熹则说：“禅学最害道，庄老于义理绝灭犹未尽，佛则人伦已坏，至禅则又从头将许多义利扫灭无余。以此言之，禅最为害之深者。”〔3〕按照二程、朱熹等人的看法，在人伦道德和现实的影响力方面，道家(包括道教)远不如佛教。

称佛老为“异端”，盖源于唐朝的韩愈。韩愈在《进学解》中曾有“牴排异端，攘斥佛老”之语，但韩愈还没有将佛老作为异端的专称。〔4〕宋初士大夫效法韩愈，辟佛老，兴儒学，仍然没有明确佛老为异端。二程多称佛教为“释氏”、“佛氏”、“禅家”、“浮屠”，有时则称“异教”。〔5〕但程颐作《明道先生行状》，记程颢之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6〕说明程颢已经明确地称佛教为“异端”。朱熹师法程颢，对佛老之学大张挞伐，辨“异端”以明“道统”。如朱熹声称：“异端之害道，如释氏者极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杨、墨，正道不明，而异端肆行，周孔之教将遂绝矣。”〔7〕又说：“儒之不辟异端者，谓如有贼在何处，任之必不治。”〔8〕他甚至在《近思录》卷十三还专列明道、伊川先生辟佛的《异端十三条》，供世人参考。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陆九渊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佛老非异端”的独特观点。

在《陆九渊集》中，有三处比较集中地记载了陆九渊关于异端问题的看法。前两处均来自卷三十四《语录上》，文字比较接近：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今世类指佛老为异端。孔子时佛教未入中国，虽有老子，其说未著，却指那个为异端？盖异与同对，虽同师尧舜，而所学之端绪与尧舜不同，即是异端，何止佛老哉？有人问吾异端者，吾对曰：子先理会得同底一端，则凡异此者，皆异端。〔9〕

今世儒者类指佛老为异端。孔子曰：“攻乎异端。”孔子时，佛教未入中国，虽有老子，其说未著，却指那个为异端？盖异字与同字对。虽同师尧舜，而所学端绪，与尧舜不同，此所以为异端也。先生因儆学者攻异端曰：“天下之理，将从其简且易者而学之乎？将欲其繁且难者而学之乎？若繁且难者足以为道，劳苦而为之可也；其实本不足以为道，学者何苦于繁难之说？简且易者，又易知易从，又信足以为道，学者何惮而不为简易之从乎？” 〔10〕

两段话的前半部分相同，但后半部分相差很大，显然是在两个场合说的话。在前一段文字中，针对当时“指佛老为异端”，陆九渊从孔子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语源意义上分析了“异端”并非佛、老的专称。因为在孔子的时候佛教没有传入中国，老子之学也非显学，孔子所说的“异端”当是不同于儒家圣人的主张或观点。在陆九渊看来，一种思想或主张只要与自己的有所不同，便可称为异端，但这种称呼并无贬义。后段文字的“因儆学者攻异端”是陆九渊在为自己辩护，因为陆学被朱熹斥为“简易”，而朱学被陆学视为“支离”(繁难)，然而，无论是“简易”，还是“繁难”，只要是真理，就应该遵循，而不必搞异端之辨。后面这段话应该是回应朱熹对他的批评。

《陆九渊集》卷二十四《策问》对当朝流行的异端之辨有更深入细致的分析：异端之说，自周秦以前，不见于传记。后世所同信其为夫子之言而无疑者，惟《春秋》、《十翼》、《论语》、《孝经》与《戴记》、《中庸》、《大学》等篇。《论语》有“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说，然不知所谓异端者果何所指？至《孟子》乃始辟杨、墨，辟许行，辟告子。后人指杨、墨等为异端，《孟子》之书亦不目以异端。不知夫子所谓异端者果何等耶？《论语》有曰：“乡原，德之贼也。”孟子亦屡言乡原之害，若乡原者，岂夫子所谓异端耶？果谓此等，则非止乡原而已也，其他亦有可得而推知者乎？

孟子之后，以儒称于当世者，荀卿、扬雄、王充、韩愈四子最著。荀子有《非十二子》篇，子思、孟轲与焉。荀子去孟子未远，观其言，其尊孔子，严王霸之辨，隆师隆礼，则其学必有所传，亦必自孔氏者也。而乃甚非子思、孟轲，何耶？至言子夏、子游、子张，又皆斥以贱儒。则其所师者果何人？而所传者果何道耶？其所以排子思、孟轲、子游、子张者，果皆出其私意私说，而举无足稽耶？抑亦有当考而论之者也？

老庄，盖后世所谓异端者。传记所载，老子盖出于夫子之前，然不闻夫子有辟之之说。孟子亦不辟老子，独杨朱之学，考其源流，则出于老氏，然亦不知孟子之辞，略不及于老氏何耶？至扬子始言“老子槌提仁义，绝灭礼乐，吾无取焉耳”，然又有取于其言道德。韩愈作《原道》，始力排老子之言道德。

佛入中国，在扬子之后。其事与其书入中国始于汉，其道之行乎中国始于梁，至唐而盛。韩愈辟之甚力，而不能胜。王通则又浑三家之学，而无所讥贬。浮屠老氏之教，遂与儒学鼎列于天下，天下奔走而向之者，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民以祸福归向之者，则佛老等；与其道而收罗天下之英杰者，则又不在老而在佛。故近世大儒有曰：“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11〕谓佛氏之学也。百家满天下，“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12〕，此庄子所以有“彼是相非”之说也。

要之，天下之理，唯一是而已。彼其所以交相攻非，而莫之统一者，无乃未至于一是之地而然耶？抑亦是非固自有定，而惑者不可必其解，蔽者不可必其开，而道之行不行，亦有时与命而然耶？道固非初学之所敢轻议，而标的所在，志愿所向，则亦不可不早辨而素定之也。故愿与诸君熟论而深订之。〔13〕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语出《论语·为政》，但历代注家的解释很多，关键就在“攻”和“异端”两处。“攻”字可以释为“研究”，也可以释为“攻击”，意思相反。“异端”可以释为“两端”、“两个极端”，或“不合正统的思想言论”，差距极大。按照陆九渊的意思，孔子的这段话当释为“攻击不合正统的言论，是有害的”。〔14〕不过，陆九渊没有就文本的意思进行说明，而考证了《春秋》、《十翼》、《论语》、《孝经》、《戴记》、《中庸》、《大学》、《论语》等著作关于“异端”的记载，认为即使“异端”之说来自孔子之口，也不足以说明孔子攻击过佛教和道家老庄之学。因为老子早于孔子，孔子没有非议他，孔子的时代，佛教还未传入，还谈不上批佛。孟子曾批评过杨、墨之说，后人为了尊孟子，便以杨、墨为异端，而孟子并没有说过杨朱、墨翟就是异端。至于孔孟以后的儒者，如荀卿、扬雄、王充、韩愈等各持己见。荀子有《非十二子》篇，诋毁子思、孟轲，又称子游、子张等人为“贱儒”。他们同出于儒家，却相互不买账，难道不也都可以称之为“异端”吗？如果以为反对孟子就是“异端”，荀子也在其中了。

陆九渊认为，佛教在汉朝传入中国，在南朝梁代才流行，至唐朝而兴盛。隋朝的王通最先认同了儒、佛、道三家，提出“三教可一”论。〔15〕唐代的儒、佛、道三教已成鼎足之势，韩愈在《原道》中以道德仁义力排佛老，却不能取胜。佛道两家在社会下层和普通民众中的影响相差无几，但对于社会精英来说，则佛教最具吸引力。所以，程颢才有“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之说。“因其高明”是指佛教的心性学说极大地冲击了儒家地盘，造成“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局面。当今之世是儒、佛、道三家“交相攻非，而莫之统一”的时代，同于庄子所谓“彼是相非”〔16〕韩愈说“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正好说明各家长短相较、相互争胜。陆九渊认为，终极的真理只有一个，但不是那些惑于事理的人所能够明白的，他们或是出于时代社会的原因，或是来自个人的成见，相互争论短长。

陆九渊还对儒、佛、道三家的历史兴衰有过客观的分析：孟氏没，吾道不得其传。而老氏之学始于周末，盛于汉，迨晋而衰矣。老氏衰而佛氏之学出焉。佛氏始于梁达摩，盛于唐，至今而衰矣。有大贤出者，吾道其盛矣乎！ 〔17〕

夫子没，老氏之说出，至汉而其术益行。曹参相齐，尽召长老诸先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公为言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此见老氏之脉在此也。萧何薨，参入相，壹遵何为之约束。择郡县吏长，木讷于文辞，谨厚长者，即召入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声名，辄斥去之。日夜饮酒不事事。见人有细过，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汉家之治，血脉在此。〔18〕

陆九渊认为，孔孟之学、老庄之道、佛教禅学都经历过自己的兴衰起落。儒家自孟子开始，就不得真传；老庄之道始于周末，盛于汉，迨晋而衰；佛教禅学始于梁代达摩，盛于唐，至今而衰。当今之世，三家都已没落，“有大贤出者，吾道其盛矣乎”。陆九渊也同韩愈、二程、朱熹等人一样，自我承当了复兴儒学的重任。不过，陆九渊心中的儒学，显然不同于韩愈、程朱等人所谓的“道统”之学，因为他并没有否定佛、道二家的客观存在和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主张无谓的异端之辨。按照陆九渊所引《庄子·齐物论》“彼是相非”的话，那么，“彼出于是，是亦因彼”，似乎可以推知陆九渊的看法。即佛、道二家的争鸣构成了儒学进一步发展的外在动力，这个暗含的观点在下文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二、儒佛不相害

按照朱熹的看法，天下只有一个“理”，儒家盛，则佛教衰；佛教盛，则儒家衰，儒佛二家无共存共荣之理。他断定：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儒、释虽不同，毕竟只是一理。惟其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圣人有两心，则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19〕

朱熹的观点，代表了宋代相当一部分士大夫和理学家的看法。而陆九渊则不同，他并不认为儒佛两家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有些儒者之所以攻击佛教危害儒家，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了解佛教，也对自己的家底不清楚。因为不知己也不知彼，变成了无的放矢，不著要害。陆九渊是这样来界定“三家”的：

大抵学术有说有实，儒者有儒者之说，老氏有老氏之说，释氏有释氏之说，天下之学术众矣，而大门则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说者，本于有是实，后之求是实者，亦必由是说。故凡学者之欲求其实，则必先习其说。既习之，又有得与不得。有得其实者，有徒得其说而不得其实者。说之中，又有深浅，有精粗，有偏全，有纯驳。实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中，而自有辨焉者也。论三家之同异、得失、是非，而相讥于得与不得，说与实，与夫浅深、精粗、偏全、纯驳之间，而不知其为三家之所均有者，则亦非其至者矣。〔20〕

儒、佛、道三教分家来历已久，〔21〕唐代三教鼎立，各有分治，已成客观事实。但自韩愈以来，儒家“道统”说流行，只推崇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将佛、道二家贬为“异端邪说”，不承认其学说的正统地位。不正统，也就意味着不合理，其存在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如“宋初三先生”、张载、二程、朱熹等人都是此种道统说的支持者和倡导者。陆九渊对此是不赞同的，他首先肯定，天下的学术门类繁多，而从大处着眼则不出儒、老、释三家，即所谓“儒者之说”、“老氏之说”、“释氏之说”。这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儒、佛、道三家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无所谓正统与异端之分。陆九渊还认为，在儒、佛、道任何一家中，都可以分为理论(“说”)和实践(“实”)两个方面，要判断其正确与否，必须对其理论和实践都有确切的了解。有的人只知其实而不知其学，又有的人只知其学而不知其实，那是一知半解。即使知其学又知其实，也难免有深浅，有精粗，有偏全，有纯驳，需要仔细辨别，特别要防止一知半解就任意下结论。况且儒、佛、道三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任何一家都非完美无缺，都不是绝对不变的真理，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所谓的三家异同、得失、是非之辨就不是至高之论，不会让人信服。

陆九渊的学生朱季绎批评佛教禅学为异端邪说，危害了儒家的根本，遭到了陆九渊的严厉驳斥：云：“近日异端邪说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禅家之学，人皆以为不可无者，又以谓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来？自不知己之害，又乌知人之害？包显道常云：‘人皆谓禅是不可无者。’今吾友又云害道，两个却好缚做一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这闲言语。”〔22〕

朱季绎的看法与二程、朱熹类似。程朱都认为佛教有“内圣”之学无“外王”事业，佛教有形而上的“敬以直内”而无形而下的“义以方外”，结果是有内无外，上下脱离。又认为佛教禅学的形而上之学同儒家的“内圣”之学容易混淆，使不明真相的儒家学者忘了自家的根本。陆九渊批评说，朱季绎“平生恶释老儒仇雠”，便“凑合得元晦说话”，不明真相而听信“闲言”，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既不懂儒学、也不懂佛教。客观地说，儒家和佛教本来都有心性修养的内容，通过长期的影响和融合，儒家的“修心养性”和禅学的“明心见性”在精神境界方面往往存在着相似性和共通性。如果非要严格区分哪是儒家、哪是佛教，井水不犯河水，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程朱的问题正在于此。

陆九渊对儒家学者惑于异端邪说的根源分析说：近日学者无师法，往往被邪说所惑。异端能惑人，自吾儒败绩，故能入。使在唐虞之时，道在天下，愚夫愚妇，亦皆有浑厚气象，是时便使活佛、活老子、庄、列出来，也开口不得。惟陋儒不能行道，如人家子孙，败坏祖父家风。故释老却倒来点检你。如庄子云：“以智治国，国之贼。”惟是陋儒，不能行所无事，故被他如此说。若智者行其无所事，如何是国之贼？今之攻异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他点检，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你须先须理会了我的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23〕

儒家的信徒能够被佛教迷惑，那不仅是因为佛教学理上的“高明”，也因为儒家自身的根基不固，宋代的儒家学者对此基本上形成共识，欧阳修提出要“修本以胜之”，二程、朱熹都有过较精辟的分析。二程说：“儒者而卒归异教者，只为于己道实无所得，虽曰闻道，终不曾实有之。”〔24〕朱熹则有更具体的说明：

今之学者往往多归异教者，何故？盖为自家这里工夫有欠缺处，奈何这心不下，没理会处。又见自家这里说得来疏略，无个好药方治得他没奈何的心。而禅者之说，则以为有个悟门，一朝入得，则前后际断，说得恁地见成捷快，如何不随他去！此都是他实要心性上理会了如此，不知道自家这里有个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独如今学者，便是程门高弟，看他说那做工夫处，往往不精确。〔25〕

比较陆九渊和朱熹的说法，几乎是所见略同。不过，两家的态度还是不同。陆九渊说儒家受异端所惑，是因为“吾儒败绩”、“陋儒不能行道”，则是气势非凡，说明他并不以儒家的是非为是非，不是韩愈、朱熹式的原教旨主义者。

由于陆九渊不以儒家的是非为标准，也不视佛、道为异端，他才能对诸家学说抱以宽容之心。即使他的学生刘淳叟迷恋参禅，他也无意指责：刘淳叟参禅，其友周姓者问之曰：“淳叟何故舍吾儒之道而参禅？”淳叟答曰：“譬之于手，释氏是把锄头，儒者是把斧头。所把虽不同，然却皆是这手。我而今只要就他明此手。”

友答云：“若如淳叟所言，我只就把斧头处明此手，不愿就把锄头处明此手。”先生云：“淳叟亦善喻，周亦可谓善对。”〔26〕 其实，无论是儒学还是禅学，其本身很难用某个固定的标准去判断它的是非对错，关键在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陆九渊的学生刘淳叟等人讨论说，佛教好比是锄头，儒家好比是斧头，无论锄头还是斧头，都不过人使用的工具，如果要发挥其作用，那得看一个人的手如何去操作。陆九渊对此表示了赞同。

三、公私之辨

张载、二程、朱熹、张栻等人皆严于儒佛之辨，力图在儒家和佛教之间划清界限。而陆九渊不同，“儒释之辨，某平时亦少所论者”。他的理由是，“有相信者，或以语之，亦无所辩难，于我无益；有自立议论与我异者，又多是胜心所持，必欲己说之伸，不能公平求是，与之反覆，只成争辩，此又不可与论。今之僧徒，多担夫庸人，不通文理，既去发胡服，又安能使之髡洁缁，而徒从吾游耶？至于士大夫之好佛者，虽其好佛，亦只为名而已！此又不足与论也。”因为应王顺伯之请，且王氏“不为名，不好胜，凡事皆公心求是”，才觉得有必要讨论。〔27〕

《陆九渊集》卷二《与王顺伯》载，陆九渊针对王顺伯的“儒释相同论”做了回答，并提出个人的看法： 兄前两与家兄书，大概谓儒释同，其所以相比配者，盖所谓均有之者也。某尝以义利二字判儒释，又曰公私，其实即义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间，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人有五官，官有其事，于是有是非得失，于是有教有学。其教之所从立者如此，故曰义、曰公。释氏以人生天地间，有生死，有轮回，有烦恼，以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则知本无生死，本无轮回，本无烦恼。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谓菩萨发心者，亦只为此一大事。其教之所从立者如此，曰利、曰私。惟义惟公，故经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释氏虽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28〕

陆九渊不否认儒佛之间有相同之处，但儒佛之间有相同之处并不表明两家无差别。他认为，儒佛之间的根本差别只有两个字，即公与私，或义与利。将公私等同于义利，来源于孟子〔29〕，不算是陆九渊的发明。但是，陆九渊从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及人与天地并列为三极的高度，提出人类必须靠公、义之教化才能生存和发展，从而肯定了儒家基本伦理准则的合理性。同时，陆九渊从佛教的“生死事大”出发，认为去烦恼，免于生死轮回的做法，属于个人问题的解决，属于利己为私的行为。这同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的儒家经世学说相比，佛教的出世特征是毋庸置疑的。陆九渊进一步分析说：

今习释氏者，皆人也，彼既为人，亦安能尽弃吾儒之仁义？ 彼虽出家，亦上报四恩。日用之间，此理之根诸心而不可泯灭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为教，非为欲存此而起也，故起存不存，不足为深造其道者轻重。若吾儒则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释氏之所怜悯者，为未去轮回，生死相续，谓之生死海里沉浮。若吾儒中圣贤，岂皆只在他生死海里沉浮也？彼之所怜悯者，吾之圣贤无有也。然其教不为欲免此而起，故其说不主此也。故释氏之所怜悯者，吾儒之圣贤无之；吾儒之所病者，释氏之圣贤则有之。试使释氏之圣贤，而绳之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也。从其教之所由起者观之，则儒释之辨，公私义利之别，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30〕

佛教徒也是人，既然是人，就不可能完全去掉儒家的仁义道德，虽然出家，也会上报四恩。〔31〕但是，佛教教义的根本则不在此，故有轻重的不同。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佛教强调脱离生死轮回，所以，佛教即使有与儒家相同的主张，也不能判断儒佛两家在根本的原则上相同。

王顺伯对陆九渊的回答还提出过异议，陆九渊又详细地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释氏为私、为利的理由。

其一：来书所举爱涅槃，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轮回；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轮回。四相虽有浅深精粗，然其寿者相，亦只是我相。根本潜伏藏识，谓之命根不断，故其文曰：“若有人赞叹彼法，则生欢喜，便欲济度；若有人诽谤彼所得者，即生瞋恨。” 此亦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轮回。又如来教：“因地法行，亦无身心受彼生死。”正是免得生死，出得轮回。伊川先生有曰：“释氏只是理会生死，其他都不理会。”近有一前辈参禅，禅丛中称其所得，一日举伊川先生之言，曰：“某当时若得侍坐，便问道，不知除生死外更有甚事？”不知尊兄所见，与此人优劣如何？若尊兄初心不为生死，不知因何趋向其道？

佛教追求涅槃，憎恨生死，其实却是因为不免生死，不出轮回；佛教追求不著相，却还是著了“寿者相”、“我相”，因为“若有人赞叹彼法，则生欢喜，便欲济度；若有人诽谤彼所得者，即生瞋恨” ，其喜怒之心仍然未能消除。即使有的佛教徒免得生死，出得轮回，只能说明佛教最终还是为了解决个人的生死问题。

其二：来书：“实际理地，虽不受一尘，而佛门事中，不舍一法。”若论不舍一法，则虎穴魔宫，实为佛事；淫房酒肆，尽是道场。维摩使须菩提置钵欲去之地，乃其极则。当是时，十地菩萨犹被呵斥，以为取舍未忘，染净心在，彼其视吾《礼》、《诗》、《春秋》，何啻以为绪余土苴。唯其教之所从起者如此，故其道之所极亦如此。故某尝谓儒为大中，释为大偏。以释与其他百家论，则百家为不及，释为过之。原其始，要其终，则私与利而已。

《景德传灯录》卷九载有沩山灵佑禅师的语录：“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其本意是指“凡圣情尽，体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这个思想在《维摩诘经》中有充分的反映，属于世间与出世间圆融不二的大乘主张。陆九渊认为，佛教如果真的“不舍一法”，那就可能无处不是佛事，所谓“虎穴魔宫，实为佛事；淫房酒肆，尽是道场”；佛教如果真的“不受一尘”，那只会视儒家的诗书礼义如土芥，还有什么公心可言呢。所以，佛教从根本上讲违背了儒家的中道，是为了私与利。

其三：来教谓：“佛说出世，非舍此世而于天地外别有乐处。”某本非谓其如此，独谓其不主于经世，非三极之道耳。又谓：“若众圣所以经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言经世异于出世，而别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岂是别有妙道？谓之典常，谓之彝伦，盖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头换面。前书固谓今之为释氏者，亦岂能尽舍吾道，特其不主于是，而其违顺得失，不足以为深造者之轻重耳。〔32〕王顺伯指出，佛教说的“出世”，并非是指要离开这个尘世之外去建立理想王国；佛教提倡的“经世”精神是不执著于自我。陆九渊并不否认这一点，而是强调，佛教的基本精神并非为了“经世”，以经世而言，儒家是三教中最主要的一家，它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伦理准则，是其他两家所不能达到的。

陆九渊对于儒家和佛教的根本差异的辨析不仅具体，也非常深刻。张立文先生指出：“陆九渊以公私和义利区分儒释，不仅表明了自己学说与佛教学说的区别，而且抓住了儒释在伦理道德上的重要分歧。”〔33〕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如果仅仅从公私或义利之辨来断定陆九渊的儒佛之辨的意义是不够的，而且还可能误入歧途。因为公私之辨是宋代理学家关于儒佛之异的共识，并非陆九渊一人所独有。以下仅列二程、朱熹的几段言论即可看出。二程说：

圣人至公，心尽天地万物之理，各当其分。佛氏总为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圣人循性，故平直而易行；异端造作，大小大费力，非自然也，故失之远。〔34〕释氏之学，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尽极乎高深，然要之，率归乎自私自利之规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间，有生便有死，有乐便有哀，释氏所在，便须觅一个纤奸打讹处，言免生死，齐烦恼，率归乎自私。老氏之学，更挟些权诈，若言与之，乃意在取之，张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则秦之愚黔首，其术盖亦出于此。〔35〕

圣人以生死为常事，无可惧者。佛者之学，本于畏死，故言之不已……至于学禅，虽异于是，然终归于此，盖皆利心也。〔36〕至公无私，大同无我，虽眇然一身，在天地之间，而与天地无以异也，夫何疑焉？佛者厌苦根尘，是则自利而已。〔37〕要之，释氏之学，他只是一个自私奸黠，闭眉合眼，林间石上自适而已。〔38〕

朱熹并不满意陆九渊的公私之辨，他说：“至如《与王顺伯》书，论释氏义利公私，皆说不着。盖释氏之言见性，只是虚见；儒者之言性，止是仁义礼智，皆是实事。今专以义利公私断之，宜顺伯不以为然也。”又说：“向见陆子静与王顺伯论儒释，某尝窃笑之。儒释之分，只争虚与实而已。” 〔39〕朱熹虽然也说公私义利问题是儒佛的分歧，但却放在“第二义”，他认为儒佛最大的分歧是“实”与“虚”，〔40〕前者是表面的问题，后者则是深层的问题。当然，陆九渊也曾声称他的学问“只是一实”，但显然没有朱熹那样强调儒家本体意义上的“真实”。这是陆九渊与朱熹在学术思想上的又一个分歧。

陆九渊与王顺伯讨论儒佛之异的时间是在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时年38岁。〔41〕早前一年，陆九渊与朱熹举行“鹅湖之会”。陆九渊与王顺伯关于儒佛之辨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朱熹的批评有关，是对朱熹斥陆学为“禅学”的回应。尽管如此，陆九渊在与王顺伯的讨论中始终保持了理性的心态，没有对佛教进行情绪性的抨击。有人问他：“作书攻王顺伯，也不是言释，也不是言儒，惟理是从乎？”他回答：“然。”〔42〕

四、余 论

宋代的理学家出于复兴儒学的目的，都有排斥佛老的言论，但在具体的态度上，则不可一概而论。像张载、二程、朱熹、张栻等人，他们既“出入于佛老”，又严于“儒佛之辨”，其辟佛的态度相当严厉和坚决，而陆九渊对佛教则宽容得多。通读陆九渊的文集，读者会发现，陆九渊虽然以儒学的正宗自居，却不公开主张排斥佛教。这从陆九渊的“佛老非异端”、“儒佛不相害”等观点中便可以得出结论。当然，陆九渊也有公私之辨，认为儒家主“公”，佛教主“私”，却没有敌视佛教。正如陆九渊所声称，他一生几乎不谈儒佛之辨，公私之辨是为回应王伯顺之请而作，也有回应朱熹斥陆学为“禅学”的目的。而陆九渊在回答王伯顺的第一封信中就表明了儒佛之间最大差别：儒家要尽人道，就必须讲公义，佛教要去烦恼、免生死轮回，就必须讲生死，这是“立”教的根本的不同；儒家主“经世”，所以是“公”，佛教主“出世”，所以主“私”。在陆九渊那里，“公”和“私”只是事实的存在，而非是非的判断。陆九渊曾有言：“诸子百家，说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处未是。佛老亦然。” 〔43〕又说：“佛老高一世人，只是道偏，不是。”〔44〕“立处未是”、“道偏”是说佛道的“立场不同”、“宗旨不同”。陆九渊作为一个儒者，他不可能主动站出来赞扬佛教，但从他的整个思想言论中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佛教虽然不能像儒家那样可以经世致用，却可以满足人生的其他需要。

〔1〕《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二先生语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2〕同上，第38页。〔3〕《朱子语类》卷一二六，第301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4〕《进学解》旧说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称：“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于业，可谓勤矣。牴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显然是指佛、老为异端。但作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的《谏迎佛骨表》却称佛教为“夷狄之一法”。在韩愈的其他文章中也没有异端之说。可见韩愈并没有明确的异端之辨。〔5〕《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先生语二上》：“今异教之害，道家之说则更没可辟，唯释氏之说衍蔓迷溺至深。” 〔6〕《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伊川先生文七》，《二程集》第638页。〔7〕《朱子语类》卷一二六《释氏》，第3039、3040页。〔8〕同上，第3040页。〔9〕《陆九渊集》卷三四《语录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2页。〔10〕《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第423页。〔11〕程颐《明道先生行状》记程颢之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异之说竞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虽高才明智，胶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蓁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二程集》，第638页。〔12〕语出韩愈《原道》：“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13〕《陆九渊集》卷二十四《策问》，第288、289页。〔14〕今人杨伯峻将此处译为：“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言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大致与陆氏看法接近。〔15〕王通在《中说》(又名《文中子》)中首次提出了“三教可一”的观点。他认为，虽然儒家无疑是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但如果一味迷信儒家的学说而取缔佛、道两教，那样只会造成“推波助澜，纵风止燎”。王通看到了历史上封建帝王采用行政和暴力手段消灭佛教和道教，不仅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使得二教愈演愈烈，声势不断壮大，这个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三教都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不是靠人为的手段可以随意废除的。〔16〕《庄子·齐物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17〕《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第474页。〔18〕《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第426页。〔19〕《朱子语类》卷一二六，第3015页。〔20〕《陆九渊集》卷二《与王顺伯》，第16页。〔21〕《佛祖统纪》卷五十四云：“宋明帝幸庄严寺，观三教谈论”，可知刘宋时已有三教辩论的活动。〔22〕《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第437页。〔23〕同上，第438、439页。〔24〕《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第156页。〔25〕《朱子语类》卷一二六，第3036、3037页。〔26〕《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第408页。〔27〕《陆九渊集》卷二《与王顺伯》，第19页。〔28〕同上，第17页。〔29〕《孟子·梁惠王上》载：“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要梁惠王重义而轻利，反对只讲个人私利而不讲天下公利的行为。实际上，孟子说的 “义”就是“公利”之“公”，“利”就是“私利”之“私”。〔30〕《陆九渊集》卷二《与王顺伯》，第17页。〔31〕佛教的“四恩”一般是指父母恩、众生恩、国土恩、三宝恩。〔32〕《陆九渊集》卷二《与王顺伯》，第20页。〔33〕张立文：《心学之路——陆九渊思想研究》，第205页。〔34〕《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四，《二程集》第142页。〔35〕同上，第152页。〔36〕同上，第1171页。〔37〕同上，第1172页。〔38〕同上，第408页。〔39〕《朱子语类》卷一二四。〔40〕刘立夫：《朱熹的儒佛之辨》，《哲学研究》2008年第11期。〔41〕《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载：“淳熙三年丙申，先生三十八岁。与王顺伯书，再书。”〔42〕《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第447页。〔43〕《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第454页。〔44〕同上，第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