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法师：心甘情愿的奉献

想要有所成就，先要“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人生在世，若能时时以“心甘情愿”的态度来实现理想，必能有苦时不觉苦，有难时不觉难，一切困境自可迎刃而解，而无事不办，无愿不成。

家师志开上人有两个弟子，一个是师兄满成法师，一个是我。但是师兄已另有师承，是受过戒后才来礼拜家师的。因此，他自谦说他只能算半个徒弟。

师兄在年轻时，比我更苦，因为做人老实，不很聪明，经常被人欺侮，被人冤枉，像小媳妇一样，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要受很多的委屈。有时被骂、被怪得太多了，我看不过去，上前安慰他，他总是很泰然的对我说道：“没有关系，那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他的忍耐，他的无争，他说话旷达的语气，磊落的胸襟，令我钦佩不已，我于是将这句“心甘情愿”的话，牢记在心。

出家苦行心甘情愿

后来，在十年的参学期间里，我也饱受无情的打骂与无理的要求，尤有甚者，严苛封闭的丛林教育，非但隔绝了一切外缘，连眼见耳闻也受到限制。不准看，不准说，这对于一个正值求知欲旺盛、充满好奇心的青少年而言，可以说是莫大的考验；而物质之奇缺、作务之辛劳，更是令人难以想像！我所以能够安住身心，不以为苦，就是凭着师兄的一句“心甘情愿”作为我的座右铭。出家，是我心甘情愿的；读书，是我心甘情愿的；苦行，是我心甘情愿的；各种打骂委屈，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因此我心平气和地度过了十年寒暑，期间所培养的坚忍负重的性格，就成了我日后修行办道的雄厚资粮。

我最初离开丛林时，二十一岁担任一所乡村国民小学的校长，我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只凭着因缘际会，抱持坚忍负责、心甘情愿的认知，以勤补拙，谦冲学习，竟然也做得有声有色。

二十二岁，出任南京华藏寺监寺时，是1948年，虽然明知当时国家局势和佛教状况已不可为，我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联合同道创办《怒涛》月刊，奔走鼓吹革新思想，期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尽管多次几至死地，但是我们仍然抱着“心甘情愿”为教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决心，屡仆屡起，愈挫愈勇。

笑骂由他心甘情愿

随着政府来台之初，到处人心惶惶，我请求寺院给予挂单，总是遭到拒绝，甚至食宿都没有着落。虽然当时也曾有《今日青年》杂志邀我当编辑，更有《戡战日报》聘我为记者。然而我自己细细思忖：既然身为出家人，就应该把出家人做好，怎么可以舍本逐末？因此一一予以婉拒。多少的日子，我在饥寒交迫下度过漫漫的长夜；多少人笑我迂腐冬烘，不识时务，我还是“心甘情愿”，只想一心一意作好“和尚”的本分。

后来，终于在一家寺院安顿了下来，我早起晚寐，做种种粗活：拉车买菜、担柴运水、看守林园、跋涉收租，乃至洒扫扒粪、掩埋死尸……，虽然时常感到事务繁忙，但是为了感谢他们的慈悲收留，我“心甘情愿”以劳力作务来报答。

在工作之余，我为教撰文。我向各大报刊投寄破邪显正的文章，我反对政府最初取缔拜拜，而建议改良拜拜，我反对宗教管理办法，建议订定各宗教一体遵行的宗教法。那时我除了为教的一片赤忱之外，一无所有。

我经常看到同道们外出作完经忏佛事，携回大包小包的供养，而我自己却连购买纸笔的金钱都没有着落，但是我一点儿也不羡慕，因为只有“弘法利生”才是我毕生的志向。

有一天，正在提笔写作时，一位常在寺中帮忙的达贤姑走来，苦口婆心地对我说：“法师！你要去工作，不然你会没饭吃唷！”后来，我才发觉，每当我埋首读书和撰稿时，寺众都投以异样的眼光。这也难怪，因为在那个年代里，一般人都不注重摇笔杆、爬方格子的文人。虽然如此，有识于文字般若对弘传佛教的重要性，我还是笔耕不懈。我为中央广播电台撰写广播稿，我为各杂志撰写文章，即使没饭吃，我也“心甘情愿”！

为法为教心甘情愿

甚至为了协助东初长老编辑《人生》月刊，我节衣缩食，自掏腰包，购买邮票稿纸，还倒贴车资，前后达六年之久。为了办好《今日佛教》，我也不惮辛劳，经常往返台北宜兰之间。多少个夜晚，我为了撰文审稿而通宵未眠；多少次出刊，我为了赶稿送件而粒米未进。我默默耕耘，不以为苦，因为我已立定志向，“心甘情愿”为佛教慧命的长存而舍身舍命！

早年，懂得为佛教文化尽心尽力的人实在太少了。因此，对于愿意助我一臂之力的文人作家，我都尊为上宾，给予种种的款待服务；对于文字有兴趣的初学者，我也不厌其烦的教导他们写作，尽管耗时费力，我也“心甘情愿”，乐此不疲。

于今，一些出版界的朋友，譬如作家郑羽书想要发行宫廷大内典藏的佛经，我便“心甘情愿”作不请之友，向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商借；采风出版社的姚家彦要编印佛教书刊，我也帮助他行销。甚至当年素少往来的张曼涛以及朱蒋元，我也建议他们出版《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和《世界佛教名著翻译论丛》，并且一再赞助他们。后来，他们财政发生困难，向我求援时，我也不计嫌隙，四处为他们筹款，不下数百万元，助他们度过了难关。当时徒众都不以为然，而我为了佛教文化的传扬，还是“心甘情愿”，力排众议，抢救了这两套书。今天这两套书对佛教的贡献，我想是有目共睹的。

从《觉世》旬刊到《普门》杂志，从“佛教文化服务处”到“佛光出版社”，从《佛光大藏经》的编纂到《佛光大辞典》的发行，三十年来佛光山文化单位经常入不敷出，然而财务的拮据从未影响我办理佛教文化事业的决心！

过去，我省吃俭用，每到一处，便广为搜集佛教文物，为了节省运费，我抱着沉重的佛像法器、经书圣典，国内国外，上机下机，出入海关，往往引来旁人奇异的眼光，甚至被讥为经商贩卖。其实，我为了实践自我期许的理想和目标，“心甘情愿”忍受一切难堪与污蔑。后来，从台北到高雄，从国内到国外，因为我的努力，近十间的图书馆成立了，佛光山、西来寺、巴黎道场的佛教宝藏馆完成了，我的心愿逐渐实现，见到正信的佛教徒日渐增加，虽然数十年来门票收入屡赔不赚，还是觉得非常“心甘情愿”！

培育僧才心甘情愿

我历经***纷扰的年代，初来民智未开的台湾时，目睹正信佛教之不昌，更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当寿山寺落成时，我便决心创建达寿山佛学院，以作育佛教的专业人才。信众得知之后，无不为我担忧，因为以我当时微薄的财力，光是应付平时的食宿费用，便已捉襟见肘，更遑论其他庞大的开支了。甚至有人警告我说：“师父！你会因此没饭吃！”然而想到培养僧才的迫切性，我以为：即使穷苦潦倒，效法武训的乞讨兴学，我也“心甘情愿”。

因此，我还是坚持办学。从此我自奉更俭，每获些微供养，便购买桌椅文具，而且时时留心延揽饱学之士来院授课。为了筹建东方佛教学院，不主张赶经忏的我，也曾到太平间通宵诵经。在筹设中国佛教研究院研究部时，我率领学生煮饭卖面，以诚心及劳力募得资金，终于把学校办了起来。后来，开办国际学部英文佛学班，我不惜以高薪自海外礼聘名师来佛光山教学，管理财务的职事们常因所费不赀而大吐苦水，我何尝不知此中的种种艰难？但是，只要人才能够得到培养，佛法能够弘博世界，一切一切的牺牲奉献，我都“心甘情愿”的啊！

在佛光山创办沙弥学园，更是含辛茹苦。目睹十岁左右的孩子们，由少不更事，把他们培育到长大成人，不知花费多少的心血！但是就在他们长大之后，难过兵役一关，一个个都因为禁不起环境的诱惑而流失于社会。每见及此，我总像失落掉什么一般的痛心。但是只要有人申请入学，我还是欣然接受。我的弟子不忍见我经常失望难过，往往力图阻止，并且痛切地说道：“师父！您真傻，这些孩子将来不会记住您的恩德的！”常常争执不下时，我的一句“心甘情愿”，即刻令他们为之语塞。

二十余年后的今天，当年近五十人的沙弥，凤毛鳞角只留下慧龙、慧军、慧藏、慧尚等人。目前他们都是佛光山的重要职事：慧龙是慈悲基金会的执行长，慧军是宗务委员会的宗务委员，对于佛教建设迭有创见。虽然是播种多，收成少，我已觉得弥足堪慰！目前，佛光山的沙弥又已增至百人以上，人数何止是当年的三倍，将来又能留住多少人才？弟子们过去所说的话又在耳边响起：“师父！您真傻喔！”而我，还是那句话：我“心甘情愿”作一个“傻瓜！

二十九年前，我与南亭、悟一两位法师共同创办了智光高级商工。不料到了后来，各种信函和文件的创办人栏中都没有了我这个创办人的名字，甚至不准我派代表参与会议。一些人为我忿忿不平，我总是一笑置之。

其实在办学的经验中，不能尽如人意的事还有很多，举其大者，如：1980年，我在文化大学初设印度文化研究所时，不但南北往返，亲自授课，还要奔走各处，募集资金，可谓辛苦至极。办了三届，后来张创办人其昀先生逝世，校方因故停办，心血尽付流水，我始终毫无怨言，毕竟办学培才是我“心甘情愿”的！直至近来张镜湖校长开始重视佛教文化的研究，一再希望我恢复该研究所，可见真理的光明毕竟不会永远隐晦。

文教事业固然不是立竿见影的百年大计，弘法利生也需要辛勤的耕耘，才能厥奏其功。最初，我为构思说法的内容而禅精竭虑；我为了争取布教的自由而与敬察频生冲突；我以现代的活泼方式讲经，而屡遭自许捍卫传统的佛教人士非议；甚至勒紧裤带，自贴车资来往各地弘法。

走过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我在社会教育建设上，除了各地的幼稚园不算，在国外，我们有西来大学以及多所的中华学校，在国内则有六所佛教学院，还有普门中学。目前，佛光大学的筹建工作己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我又要开始为教育而费心费力了。我常常自己默念：为了作育英才，无论多么艰困，我都“心甘情愿”，面对挑战！

弘法劳顿心甘情愿

记得二十八岁那年，我到东部讲演，为节省运费，自己抱着大台录影机来回，结果得了严重的风湿腿疾。当医生宣布需要锯腿的诊断时，我并不害怕，也不怨悔。因为我始终认为：我今日为度化众生，为弘扬佛教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何况行动不便，正可以安坐斗室，读书著作，一样可以弘扬佛法啊！后来因为传教忙碌，也忘了病苦，腿疾竟然不药而愈，于是我更加勤于说法。

我曾经在宜兰、高雄两地之间，每周来回布教达十年之久；也常沿着荒郊小径步行数小时，到偏远的寺院开示佛法。后来，弘法的邀约不断，经年的赶场赴会不但使我居无定所，连吃睡读写都是在车厢机位上进行；而为了一句承诺，奔波百里，甚至洲际穿梭，也是常有的事。直到现在，我虽己从佛光山退位八年，仍然不得空闲，经常应邀参加他们的会议。只要有人要我，只要是为了佛法的弘扬，我还是“心甘情愿”，勤于赴会！

决意兴建佛光山时，信徒们见到遍山的荆棘麻竹，个个都惊惧起来。他们认为：当时已经有寿山寺足以栖身课徒，又何必千辛万苦，另外开山？在海外建立道场时，一些人又说：“何必将寺庙建得那么多，那么大呢？”这些意见固然不无道理，但是，为了安僧度众，我“心甘情愿”承受辛苦；为了弘化更广，我“心甘情愿”喜舍千金。

佛光山创建后，我为地方修桥铺路，兴学教化，甚至慈善救济，带动繁荣进步，无奈一些乡民反而需索无度，谤佛毁僧。海外道场一一落成了，又有国人埋怨我将资金带往国外。其实，当国际人士对台湾丰厚的外汇存底咋舌眼红之时，我在海外建寺，宣扬中华文化，为国人回馈世间尽绵薄之力；当初台湾接受美援时，贫穷辛苦，现在能施舍结缘于世界，为什么不做一个乐善好施的富人呢？人心之贪嗔愚痴，实在令人扼腕唏嘘！但是为了佛教的弘扬、文化的传播，我还是义无反顾，因为我习惯了“心甘情愿”，忍受那些不明理的流言蜚语。

基于一片弘法的赤忱，我采现代方式宣扬教义；我以民主法治管理佛寺；我为大众演说生活化的佛法；我将佛教带入国际化的境地。我秉承佛教的慈悲精神，愿以拔苦与乐之心，利益普天下的苍生；我以平等恭敬之行，接引十方大众；我关怀国事，直陈建言；我急公好义，为民喉舌；信徒来山，我以礼相待；政要访问，我也竭诚欢迎；百姓邀约，我满其所愿；军警请法，我也乐说不拒。清夜扪心自问：为教为僧，我不遗余力；为国为民，我用心良苦；区区善意，从不望褒扬，但不意得来“企业和尚”、“政治和尚”之称。尽管如此，能为佛教走出更宽广康庄的天地，我“心甘情愿”背负讥毁，不以为苦！

殷盼后继心甘情愿

大家见到我的徒众与日俱增，好生羡慕，但是其中的辛苦，鲜为人知。《维摩经》云：“弟子众尘劳，随意之所转。”我为了教育不同性格的徒众，或施以开导，或软言慰藉，或赞扬鼓励，或再三教诫……。此外，我更方便权巧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给予他们良好的教育环境，提供进修深造的机缘，建设清幽的居住房舍，成立各种的福利措施……。我以养兰之心护覆弟子，我以植苗之诚培养徒众，感恩图报者固然使我聊以安慰，背义忘情者也会让我遗憾惋惜！记得十年前，我曾供给一对姊妹习医，不料她们医学院毕业后，不仅不思回馈，反而耻笑同门；一些弟子们身怀长才后，贡高我慢，觅枝另栖。自己的心血、希望付诸东流还算小事，放心不下的是这些徒众走出山门之后，是否会迷失掉自己？

所幸还有许多以教为命的优秀弟子，日夜精勤，为教为众而奉献自己。如：宅心仁厚的心平，早年“心甘情愿”随我开山辟土，继任住持后，接下佛光山庞大的组织和债务，仍一本初心，无怨无悔；耐心柔和的慈庄，四十年前未出家时，脚蹬高跟鞋，挨家挨户把佛书推展到每一户人家，后来到美国创建西来寺，历时十年，备尝艰难，一直都是“心甘情愿”，任劳任怨；才华洋溢的慈惠，当年放下高薪的职位，“心甘情愿”地跟着我到处弘法，随侍翻译，并曾在大学任教；能干练达的慈容，自1953年皈投三宝后，便“心甘情愿”地以弘法利生为己任，以瘦弱之躯，现在负责中华佛光总会的工作，未尝稍懈；淡泊恬正的慈嘉，日本留学后，“心甘情愿”地回国为僧伽教育克尽厥责，三十年如一日；其他如慈怡、心定、依严、依恒、慧开、依空、依谛、依淳、依法等……乃至我后期的弟子，如尼泊尔的满乘，“心甘情愿”地以弘扬大乘佛法为己志；美国籍的满仁，“心甘情愿”地以清除垃圾、美化佛光山来广结善缘；韩国籍的李仁玉，于成功大学毕业后，“心甘情愿”地来到中华佛光总会，服务人群……。他们的发心奉献，已获得大家的肯定与赞赏，所以我奉劝未来的门徒弟子，想要有所成就，先要“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

人生在世，若能时时以“心甘情愿”的态度来实现理想，必能有苦时不觉苦，有难时不觉难，一切困境自可迎刃而解，而无事不办，无愿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