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强教授：藏文佛典导论

陈士强

我国的西藏，古称“吐蕃”，它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公元七世纪开始的。七世纪前半叶，以松赞干布(约617—650)为赞普(首领)的雅隆(今西藏山南地区)农牧部落联盟，兼并了苏毗、羊同等部，定都逻些(今拉萨)，从而在青藏高原建立了吐蕃国。相传，在松赞干布以前，藏族部落的文化十分落后，靠结绳齿木(在木头上划记号)记事。立国以后，为适应制定法律、建立官制和军制，以及对外交往等需要，松赞干布派吞米桑布扎(又译“图弥桑布扎”)等十七人，到天竺学习“声明学”(语言文字学)，并参照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一带)流行的文字，创立了三十个辅音字母、四个元音符号，并制定了相应的语法。从此，西藏地区有了统一的文字——藏文。

一、佛典藏译的开展

印度佛教是随着吞米桑布扎等人入印求学归来，而传入西藏的。另外，松赞干布又先后娶尼泊尔国王盎输伐摩(又译“光胄”)的女儿尺尊(又译“墀尊”、“赤准”、“泊姆赤准”)公主和唐宗室文成公主为妃。两位公主都是佛教信仰者，她们在入藏时，也带去了一批佛像、法物、经典，以及赞她们供佛的若干名僧人，各自建造了大昭寺和小昭寺，这样，尼泊尔佛软和我国内地佛教也相继传人西藏。在这两位公主的影响下，松赞干布本人也在拉萨周围建造了十二所寺庙，用来供奉佛像。不过，它们的规模都很小，而且由于那时藏地还没有本地的出家人，因而也没有形成僧伽组织。在社会思想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藏地的原始宗教——苯教(又译“本教”、“笨教”)。

佛典的传译，相传也是从松赞干布时代开始的。当时参加译经的，有印度僧人古萨惹、婆罗门香嘎惹(又译“商羯罗”)、尼泊尔僧人西那曼殊(又译“尸罗曼殊”)、汉地僧人大寿(又称“大天寿和尚”)，以及藏人吞米桑布扎和他的助手达摩廓霞(又译“达摩阁侠”)、拉隆多杰(又译“拉拢金刚祥”)。译出的经典有：《宝箧庄严经》、《百拜忏悔经》、《宝云经》、《观音六字明》、《阎曼德迦法》、《摩诃哥罗法》、《吉祥天女法》、《集宝顶经》、《观音经续》、《白莲华经》、《月灯经》等(见元代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明代索南坚赞《西藏王统纪》、郭·循努的《青史》等)。然而，由于这些佛经无一传世，而且有关的记载也是在相隔了数百年以后才出现的。故近世，也有一些学者对当时是否译过这些佛教经典持审慎态度。

西藏佛教以公元841年藏王朗达玛(838—842在位)灭佛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前弘期(松赞干布时代至热巴巾时代)

在这一时期，对佛教的初兴和盛弘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的，是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又译“墀松德赞”，742—797在位)、热巴巾(又译“赤热巴巾”、“墀惹巴仅”、“惹巴瑾”，815—838在位)三位藏王，特别是赤松德赞和热巴巾，西藏佛教的基础，就是在他们在位时奠定的。

赤松德赞的弘法事迹主要表现在：派巴赛囊到尼泊尔迎请印度高僧寂护(又译“静命”)、莲花生入藏传教·，请印度小乘说一切有部的十二位律师为西藏第一批自愿出家的巴赛囊等七人(后世称之为“七觉士”)剃度授戒：依仿摩揭陀国的欧丹达菩黎寺(又译“飞行寺”)的式样，在拉萨的东南建造了西藏第一所供僧众集居修道的寺院——桑耶寺：派人到印度学法等等。当时，有印度僧人寂护、无垢友、佛密、静藏、清净师子、西藏僧人意希旺波(巴赛囊出家后的法名)、贝扬、逼照护(又译“吡卢遮那”)、仁钦乔、法明、虚空、宝军、无分别、释迦光等人从事译经，译出了大批显密经典，并编纂了最早的综合性的佛经目录。

热巴巾更是把佛教推向前弘期的顶峰。鉴于前代所译出的佛经，有根据梵文翻译的，也有根据汉文、于阗文等翻译的，对同一个名词术语及人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译法，从而给学人阅读理解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于是，他命胜友、戒帝觉、施戒、天帝觉(又译“天王菩提：等对这些经典重新进行润色修订，使译名达到统一。并为此编纂了着名的《翻译名义大集》以及它的略释《声明总义》。规定：如今后要设立新的译名，须将该译名的本义以及定名的理由，呈报译经院、讲经院，由藏王批准后，方可编入译名目录之中。今存的西藏文《大藏经》中的显教经典，大半是在热巴巾时代译出的。在译出的显密经典中，凡属律典，卷首均题有“敬礼一切智”的礼敬文：凡属契经，均题有“敬礼一切佛菩萨÷，凡属论典，均题有“敬礼曼殊室利童子”，以示区别。对于戒律，只允许弘传说一切有部的律典，以免多种部派律典同时流传而容易引发的争端。并规定，凡是先前已经翻译过的佛经，原则上不再翻译：密乘中属于无上瑜伽部的典籍，须报藏王同意方可翻译，不经许可，不得擅自翻译(参见法尊《西藏前弘期佛教》，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第一辑)。

(二)后弘期(额达赤巴时代至清代)

前弘期的末叶，热巴巾在藏地全面实施佛教化。他化费巨资整修了前代王臣建立的一千零八所寺庙，并兴建了扎喜格培寺：下令每七户属民供养一个僧人。凡以手指指点僧人的，断指。以恶意睥睨僧人的，剜目；每逢斋僧法会，把自己用来系头发的丝带铺在地上，让僧众践踏，然后戴在头上，以示尊重：大小朝政皆委托僧人班第钦波贝吉云丹掌管：政令法制，均以佛教经律为准则：连社会上使用的度量衡器，也依照经论上所说的印度古制而加以更改。这就在臣民中造成了一种逆反心理。因此，在他三十六岁那一年，反对佛教的亲近大臣趁热巴巾酒醉的时候，将他扼死，然后立他的弟弟朗达玛(本名“达磨二为藏王。

朗达玛即位以后，全面实施禁毁佛教的运动。他下令毁坏译经院，停止佛经的翻译：断绝对僧人的供养，迫使他们还俗：对不肯还俗的僧人发给弓箭，强迫他们去打猎杀生，违者杀戮无赦；封闭寺庙，并在墙上画僧人饮酒作乐的图像，加以诋毁：沙埋佛像，毁弃经书。朗达玛的毁佛活动，激起了僧人的愤恨。次年(842)，一个名叫伯季多杰的僧人从耶巴的拉领波山，潜往拉萨，在《唐蕃会盟碑主则用弓箭射死了正在阅读碑文的朗达玛，然后换装逃走(详见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

朗达玛死后，吐蕃王室围绕谁来继承赞普的位子，分裂成两大派。一派拥立长妃的养子永丹，一派拥立次妃的儿子欧松(又译“干松”)，互相混战。一直到十世纪中叶，永丹的后裔才逐渐确立了在卫藏二刚藏和后藏)地区的统治，欧松的后裔则在阿里地区建立了古格王朝。从朗达玛毁佛开始，有一百三十七年的时间，卫藏地区全无佛法(此据明代循努白《青史》)。

公元978年，受卫藏统治者额达赤巴的父亲意希坚赞的派遗，从多康地区丹底(今西宁循化县以北)的佛教大师喇钦·贡巴饶赛(又译“穆苏赛拔”)出家学法的卢梅·楚臣喜饶等十人，回到藏地，宣告了佛教由此从多康传回卫藏：同期，古格王朝的柯热(又译“柯日”，后出家改名为“意希沃”)派仁钦桑布(985—1055)、玛·雷必喜饶等人到迦湿弥罗学法归来，佛教又在阿里地区得到了恢复，并传人卫藏。前者称为“下路传法”，后者称为“上路传法”。这样，因朗达玛灭佛和战乱而被破坏殆尽的藏地佛教，又重新发展起来，并且逐渐形成了各种教派，传译了大量的印度佛教经典，其影响与规模远远超出前弘期。

特别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富汗突厥系伽色尼王朝，在马默德即位期间，从1001年至1027年，前后十七次远征北印度，破坏寺庙，残杀僧尼；继之兴起的廓尔王朝，又由王弟西哈布·乌德·丁·穆罕默德率领军队，自1175年后几次出征印度的旁遮普、古吉拉特，击败了印军，在北印度确立了穆斯林的统治，1202年又将势力扩展到孟加拉湾；1206年，西哈布·乌德·丁死后，他的部将库特布·乌德·丁·艾伯克，自立为王，建都于普里拉吡拉辛(即“德里”，相对以后建立的“新德里一，又称“旧德里”)，印度从一个佛教国家变为穆斯林国家以后，大批印度僧侣携带经书(包括超岩寺珍藏本)逃往西藏，密教的中心也随之从印度转移到西藏。

西藏后弘期佛教的佛经翻译极为兴盛，保存在藏文《大藏经》中的显教类经典主要是在前弘期译出的，而密教类经典则主要是在后弘期译出的。而后一类经典的数量远远超出前一类，构成了藏文《大藏经》的主体。后弘期参加译经的人很多。布顿在《佛教史大宝藏论》中曾列举了到他撰书时为止的一百九十二位译师的名字，其中，属于前弘期的，有五十五人，始吞米桑布扎(又译“图弥桑布扎”)，终朗喀回(又译“南喀回”)：属于后弘期的有一百三十七人，始仁钦桑布(意译“宝贤二，终勒比洛卓。翻译所依据的原本以梵文为主，也有汉文和西域文字的。

后弘期的最着名的译师，有：仁钦桑布(958—1055)、释迦洛卓(又译“卓弥释迦智”，994——1078)、玛巴(1012——1097)、廓枯巴拉则，合称“四大译师”。特别是仁钦桑布，他翻译了十七种显教经、三十七种显教论和一百零八种密典，对于般若学和无上瑜伽部密法在藏地的流传，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藏传佛教史上，将他以前翻译的密典，称为“旧密咒”，而将自他开始而翻译的密典，称为“新密咒”。

二、目录和版本

藏文佛典的目录，始编于前弘期赤松德赞(热巴巾之父)在位之时。当时，柱德积(又译“嘎哇贝寨”)等人根据颇章东塘登迦(又译““登噶尔玛”、“教嘎”、“丹噶”)寺(一说一宫”)收藏的佛经，编成了《登迦目录》。以后又根据桑耶(又译“桑野”)钦浦(又译“钦朴”、“青朴”)寺(一说一宫”)收藏的佛经，编成了《钦浦目录》：根据旁塘(又译“庞塘”、“澎塘”)无柱寺(又译“嘎麦寺”)收藏的佛经，编成了《旁塘目录》。热巴巾在位时，又对这三部佛经目录加以增修，续入了一批新译。元末以后，《钦浦目录》、《旁塘目录》湮没不传，唯有《登迦目录》被编在藏文《大藏经》之中，流传至今。

《登迦目录》共分为十九大类：(一)大乘经(下分六小类)；(二)小乘经：(三)秘密怛特罗(又译“密咒续”，收事部和行部密典)：(四)陀罗尼：(五)名号：(六)赞颂：(七)愿文：(八)吉祥颂：(九)律藏(收说一切有部律典及注释)：(十)大乘经注释：(十一)中观论：(十二)禅修书(又名“禅定书”)：(十三)唯识论；(十四)大乘论集(又名“大乘论”)：(十五)小乘论：(十六)因明论：(十七)藏土撰述(收藏王等人的撰述)：(十八)已译未校的典籍：(十九)未译完的典籍。总计收典六百九十一种(此据法尊《西藏后弘期佛教》的统计。吕澄《西藏佛学原论》将第三类和第四类合为一类，名“秘密咀特罗”：将第十八类和第十九类合为一类，名“待考”，故他认为《登迦目录》是“依三藏次第，分十七类，罗列群书”的)。

后弘期的佛经目录，有卢梅·楚臣喜饶等编的《显密经典分类和并列目录》：元初，回丹热赤(又译“世尊剑二等人根据奈塘(又译“那塘”、“纳塘”)寺藏经编的《奈塘目录》(又名《甘珠尔丹珠尔目录详指》；蔡巴·贡噶多杰根据贡塘(又译一恭塘”)寺藏经编的《蔡巴目录》(又名《甘珠尔目录》)：布顿在《奈塘目录》、《蔡巴目录》等基础之上，校订增补而编成的《布顿目录》(又名《西藏所译出的佛经和论典目录》、《佛教法典分类目录》。)

其中，收典齐全、分类细致、影响深远的是《布顿目录》。它见载于布顿的《佛教史大宝藏论》。作者自己介绍说：“本着作是以显密经典及其释论为根据：是以印度、克什米尔、金洲、楞伽洲、部仗那、萨霍尔、尼泊尔、黎域、汉地、西藏等地的大善巧人士们所作的各种论着和所译的诸经论为根据：是以《颇章东塘教嘎目录》和其后出的《桑野青朴目录》、《澎塘嘎麦目录》、后期出的《纳塘丹珠尔译本目录》、大译师所译和着作的目录为根据：是以鲁麦(即“卢梅·楚臣喜饶”)等人所着的《显密经典分类和并列目录》为根据，并在此基础上，再补充后期出的译本，又增补各寺院所见典籍中凡未被列入目录，而又符合正量的诸教典，最后编成本书的目录。”

《布顿目录》的内容是：将全部藏文佛典分为显软和密教两大类。显软和密教中又各按经藏和论藏分类。经藏，在藏语中称为“甘珠尔”、意为“教说翻译”，又称“正藏”、“佛部”、“教说部”，专收契经和律典：论藏在藏语中称为“丹珠尔”，意为“论着翻译”，又称“副藏”、“祖部”、“论疏部”，专收翻译的论典和藏土撰述。

显教“经”即“甘珠尔：分为：1、初转四谛*轮类经典(《律本事》等四种律典和《正法念处经》等小乘经)；2、中转无相*轮类经典(《般若经》)；3、末转抉择胜义*轮类经典(《华严》、《宝积》、《贤劫》、《解深密》、《法华》、《涅槃》等经)；4、其他(回向、发愿、吉祥颂赞类经典)。

显教“论”(即“丹珠尔”)分为：1、佛经个别密意的论典。下分：(l)初转四谛*轮类经释；(2)中转无相*轮类经释(包括般若类经释、现观庄严类论着、中观类论着、入菩萨行类论着)；(3)末转抉择胜义*轮类经释(包括唯识类论着、入菩提道类论着、杂撰、书翰、修习次第及禅定书、佛本生类着述、因缘杂记类着述、赞颂、愿文、吉祥颂等)。2、佛经总密意的论典(收陈那、法称、月官以及其他阿阇黎撰述的内明类、声明类、诗歌类着作)。3、其他(收医方明、工巧明、星算占卜、其他术数类着作)。

密教“经”(即“甘珠尔”)分为：一、事续部：二、行续部：三、瑜伽续部：四、无上瑜伽续部(又名“大埔伽续部”)。各类之下又立子目。

密教“论”(即“丹珠尔”)分为：一、各种密经的释论：二、共通密经的释论(收曼荼罗仪轨等)。各类之下又立子目。

及至清代，则有乾隆二十三年(1757)敕编的《如来大藏经总目录》(又名《蕃藏目录》)，它是甘珠尔的总目录。

藏文佛典在最初的六、七百年间，都是以手抄的单本的形式流传于世的。元仁宗(1312—1320在位)时，奈塘寺(位于日喀则西南)上师回丹热赤在其弟子恰格巴拨希(又译“软语隐福”)，于内地募得巨款的资助下，将前、后藏和阿里地区流传的藏文佛典全部搜集起来，置于奈塘寺，校刊、分类、编目，从而完成了藏文佛典的编集工作，形成了最早的藏文《大藏经》。与此同时，回丹热赤还将这些经籍刊版流通，木刻的藏文《大藏经》也以此为始，世称“奈塘古版”。奈塘古版在流传过程中遭到损坏，今已不存。此后问世的藏文《大藏经》刻本，主要有：

(一)永乐版。明成祖永乐八年(1410)，命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根据奈塘古版复刻。刻出了全部的甘珠尔(经藏)，又翻刻了丹珠尔中的六部论典(《般若论》、《中论》、《律论》、《对论》、二种《比量论》)作为附录，一并流行，共一百零八帙。每一帙均有明成祖作的《大明皇帝御制藏经赞》和《御制后序》。今存两部：一部藏于布达拉宫，一百零六帙，为明成祖赐给萨迦派祖师贡噶扎西之物：一部藏于色拉寺，一百零三帙，为明成祖赐给黄教祖师宗喀巴的弟子释迦冶矢之物。印本用朱砂或云砂印刷，故又称“赤字版一。

(二)万历版。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605)，根据永乐版翻刻，以黑字印行。今存少量残本。

(三)理塘版。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六世活佛曲吉旺秋(又译“释迦也赞”)应云南丽江府土司木增(纳西族)之请，于丽江刻成。仅有甘珠尔。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被蒙古和硕特部首领达尔杰搬运到四川理塘寺存放。光绪三十四年(1908)毁于兵火。

(四)北京版。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根据西藏色拉寺(一说“夏鲁寺”)藏本，于北京嵩祝寺刊刻。先刻出甘珠尔，至雍正二年(1724)，续刻了丹珠尔。甘珠尔分为一百零七函，收典一千零五十五部：丹珠尔分为二百二十四函，收典三千五百二十二部。经版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被入侵的八国联军所毁。印本仅存两部：一部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一部藏于日本京都大谷大学。1955年至1961年，日本将大谷大学藏本编为一百五十册，影印流通。其中，甘珠尔四十三册，丹珠尔一百零七册，另有目录一册，索引十七册。大谷大学图书馆还将北京版中的甘珠尔部分，与现存的梵本、汉译本对勘，编成了《西藏大藏经甘珠尔勘同目录》四卷，内分秘密、般若、宝积、华严、诸经、戒律六大部。

(五)卓尼版。清康熙六十年(1721)至雍正九年(1731)，由甘肃临潭县卓尼寺第十一世土司莫索贡保刻出甘珠尔：乾隆十八年(1753)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由第十四世土司丹尚材让刻出丹珠尔。经版于1928年被河州马仲英所毁。

(六)德格版。清雍正八年(1730)至乾隆九年(1744)，由四川德格县德格寺第四十二世土司却吉·登巴泽仁创刻(所刻为甘珠尔全部和丹珠尔中的七函)，其子贡噶·次乃嘉措续完(所刻为丹珠尔中的一百零六函)。其中，甘珠尔是据理塘版刊刻，分为一百函，收典七百余部：丹珠尔是据色拉寺(一说“夏鲁寺”)藏本井增补《布顿目录》中所收典籍刊刻，分为二百十三函，收典三千四百余部。其经版至今完好。1934年夏，日本学者宇井伯寿等将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德格版藏文《大藏经》，与汉文《大藏经》对勘，编成《西藏大藏经总目录》二册。全书分为佛说部(“甘珠尔”)和论疏部(“丹珠尔”)两大部类。佛说部，下分：律部、般若部、华严部、宝积部、经部、但特罗部(包括十万怛特罗、古怛特罗、时轮经疏、陀罗尼集：八部：论疏部下分：礼赞部、怛特罗部、般若部、中观部、经疏部、唯识部、阿吡达磨部、律部、本生部、书翰部、因明部、声明部、医明部、工巧明部、修身部、杂部、阿底沙(即“阿底峡”)小集部、目录部十八部。总计收典四千五百六十九部。另外，日本金仓圆照等还编纂了《西藏撰述佛典目录》一册。全书分为二百三十帙，共收录西藏地区佛教撰述二千零八十三部，有各祖师的全书、丛书、文集、论着、传记、诗论、历书、戏剧等。

(七)奈塘新版。第七世***喇嘛格桑嘉措(1708-1757)命颇罗乃·索南多杰主持刊刻。以奈塘古版为底本，参考《蔡巴目录》和《布顿目录》加以增补。清雍正九年(1731)至十年(1732)，刻出甘珠尔，分为一百函，收典八百部：乾隆六年(1741)至七年(1742)，刻出丹珠尔，分为二百二十四函，收典三干三百七十五部。经版原藏于奈塘寺，“***”中被毁。日本大正大学、大谷大学等图书馆藏有它的印本。

(八)拉加版。清嘉庆十九年(1814)，由青海玛沁县拉加寺第一世住持罗桑达杰刊刻，为德格版甘珠尔的复刻本。

(九)拉萨版。第十三世***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命喜饶嘉措刊刻。以奈塘新版为底本，同时参校了德格版等版本。仅有甘珠尔，经版街存，藏于拉萨布达拉宫印经院。

藏文《大藏经》除了上述九种版本以外，街有塔尔寺(青海境内)版、昌都寺(西藏境内)版、拉卜楞寺(甘肃境内)版、杰昆彭寺(甘肃境内)版、却姆陀寺(下详)版等。

藏文《大藏经》的国外版，有：1908年于蒙古乌兰巴托刻的库伦版和近代于不丹普那卡(又译“布那卡”)刻的普那卡版。前者是以永乐版甘珠尔为底本刊刻的，凡一百零五帙；后者也仅有甘珠尔，其经版至今仍存。

在所有的藏文《大藏经》各版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是上面介绍过的北京版、德格版和奈塘新版。

三、藏文佛典的特色

由于佛教传入汉地之时，正是印度大乘佛教兴起之时，佛教传人藏地之时，恰当印度密教兴起之时。因此，随之而传入的佛典也各有侧重。总的说来，在藏文《大藏经》中，显教经典不如汉文译本来得齐全：而在汉文《大藏经》中，密教经典(特别是无上瑜伽部密典)不如藏文译本来得周备。

但藏文《大藏经》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显教经典(主要是中晚期大乘经典)是没有汉译本的。以奈塘新版为例，在甘珠尔中，无汉译本的戒律类典籍有十二部，经集类典籍有一百零九部，咒乘类典籍有三百三十一部：在丹珠尔中，无汉译本的般若类典籍有三十六部，中观类典籍有一百三十一部，经疏类典籍有三十六部，瑜伽类典籍有三十九部，小乘类典籍有五十二部，本生类典籍有五部，杂撰类典籍有四十部，因明类典籍有六十三部，声明、医明类典籍有三十五部，工巧明类典籍有二十四部，世论类典籍有十二部，补遗(其他)类典籍有一百二十二部。总计有五百九十五部(见吕澄《西藏佛学原论》)。

吕激先生曾对汉藏佛典的译本作过比较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在甘珠尔中，密部经典“汉译零落殊甚”。“以四部本典言，作密四根本咒经：《一切曼荼罗秘密咒经》(汉译缺)、《苏悉地经》(唐输迦颇罗译本同)、《苏婆呼童子经》(唐善无畏译本，又宋法天译本均同)、《禅定外编秘经》(汉译缺)，汉译仅得其半：修密三根本咒经：《大日经》(唐善无畏译本同)，又《外编》及《金刚手灌顶咒经》(汉译均缺)；瑜伽密根本咒经：《摄真实性秘经》(宋施护译本同)，又《外篇》(汉译缺)：无上瑜伽父部三类：《密集》(宋施护译本同)，《赤黑夜摩金刚怖畏》及《金刚大阿罗梨咒经》(汉译均缺)。母部三类：《胜乐》(汉译缺)、《喜金刚》(宋法护译本同)、《时轮》(汉译缺)。总计汉译才得三之一耳。盖密乘之学降至晚宋始见完备，其无汉译者，率皆时代限之也。一在丹珠尔中，“西藏之显教大乘推崇龙树、无着二家，龙树本论《七十空性》和《中观》并重，汉译仅存《中论》，而其注疏佛护、月称之作，汉均不传。无着所宗慈氏五部，汉译亦缺其二：陈那绍世亲之业，法称益推衍之，而于汉译一无闻焉。”“其显乘论典作者约有二百家，汉土所传仅二十七人而已。”

这些研究结论，都向人们提出了要重视藏文佛典的真知灼见。

因此，研究中后期大乘，不使用藏文资料是不行的。可惜的是，这些藏文佛典绝大多数没有译成汉文。而且，即使是在迄今为止翻译出版的少量的藏文佛典的汉译本中，译名五花八门，同一个藏文名词(如人名、地名、寺名、宗派名、书名、术语等等)有五、六种汉文译法，使读者如坠云雾之中，莫知适从。有关叙述藏传佛教历史的书籍也是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藏文佛典的普及和使用。这些需在藏译汉的翻译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摘自《内明》第27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