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斌：从领民酋长到华夏长吏——厍狄干石窟的兴造与部落记忆

厍狄干石窟位于唐县城北4公里处的两山峡，外观保存完好，1998年孙钢最早发表调查简报。窟门为圆角长方形，上方有拱状楣额和忍冬、莲花等纹饰。窟内正壁及左右两壁各造一坛，正壁坛上造一佛二菩萨像，左右壁均为一佛一弟子像。 孙钢调查时，除正壁佛头缺失外，其余造像均保存完好 (近年造像已全部被盗)。石窟门楣东侧有摩崖碑，圆首，高1米，宽0.55米。碑首横题“库狄太傅公石窟”，正文十四行。摩崖碑东侧有一佛二弟子线刻造像及题名，更东又有题记两行及题名若干。

由于摩崖碑铭当时无法拓印，孙钢简报仅抄录公布了释文。碑铭前半部分，记述东魏武定三年 (545) 春夏亢旱不雨，时任定州刺史的厍狄干率领僧人祈雨有灵，由此兴造石窟的经过，展现了一位来自怀朔镇的领民酋长，如何融入汉晋以来地方官府的祈雨传统; 后半部分，则是对厍狄干部落家世的叙述，为理解十六国北朝时期北境部落的迁徙和历史记忆，提供了难得的内部亲历者视角。

孙钢释文存在不少问题。2016年，仓本尚德在新著《 北朝佛教造像铭研究》中，以插图形式公布了一幅拓片，并在注释中据之对碑铭前半部分做了校读，更正了孙钢释文的一些错误。但限于该书体例，并未展开讨论。笔者近来又有幸得见该碑铭的两种拓片。下面参考孙钢、仓本尚德释文，重新校读碑铭，并结合一件以往关注较少的造像铭——北齐道能造像记，探讨其中涉及的区域信仰、 政治文化与部落历史。

一、 厍狄干石窟与道能造像记

新校读的摩崖碑铭释文如下：

库狄太傅公石窟

1 夫大觉凝寂，非因不穷，冲旨虚玄，靡造不剋，是以佛弟子

2 使持节、都督定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太保、

3 太傅、恒定二州剌史、六州大都督、第一领民酋长、广平郡开国公

4 库狄干，莅任清化，民齐七子。以年春夏，亢阳不雨，民人嗟，盈于道

5 路。公慈矜百姓，不忍闻之，知望都县界□山之上有泉，名为酋水，神而可

6 感。躬自发心，并七练僧至水求愿，立斋行道，冥感祇灵，降雨滋流，合

7 境，千里蒙润。时无仰报，见北山南面祇石有相，即敬造石窟一口，中置

8 容象，建名赛恩，愿与天地同体，恒照人果。然公先祖出于北漠，居□

9 弱水，子孙绍位部落国主，十有余世，大单于人也。后移河西夏州

10 是也，统酋百姓，共赫连并酋。迳由六世公太祖越豆眷，见赫连起啚志，

11 □率领家宗诸族，万有余家，□彼移渡河北，居五原是也。□

12 附大魏，股肱万代。道武皇帝知太祖忠诚，赐部落主如故。封王

13 怀朔镇，子孙世袭第一领民酋长，统领六世。今刊此石窟铭，□

14 武定三年岁次乙丑十二月廿三日记

正文十四行，每行字数不等。第14行“武定三”三字，三种拓片均模糊，孙钢释文有。根据厍狄干官历、“岁次乙丑”和摩崖碑铭东侧的建窟题记推算，当为武定年号。“武定三年”之前，三种拓片均无显示，孙钢亦未释，但从第13行末尾来看，语气未完，疑第14行前部原来也有文字。第8行前半部分，孙钢释文作“建名赛思颠，与天地同体”，并据此将该窟定名为“赛思颠窟”，仓本尚德指出其误，认为应读为“建名赛恩，愿与天地同体”，甚是。根据碑首，正确的定名应为“库狄太傅公石窟”。

“库狄太傅公”，即东魏开国勋戚，被高欢称为“鲜卑老公”、“性遒直，终不负汝”的厍狄干，《北齐书》 卷15及《北史》 卷54有传。厍狄干娶高欢之妹乐陵长公主，“以亲地见待。自预勤王，常总大众，威望之重，为诸将所伏”，是高欢最信任的勋戚之一。北齐文宣帝天保初年，以“元勋佐命”，封章武郡王。兴和四年 (542) 四月任太傅，武定五年五月迁太师。出任定州刺史，则是在武定元年邙山之战以后。

东侧建窟题记，亦据拓片释文如下：

1 武定三年六月廿五日起

2 定州白直队主敬造石窟

3 佛弟子耿思礼侍佛

这三行题记是石窟开建时所刻。第3行的“”，是“师”的异写，可知开凿石窟的匠师名为耿思礼。题记之右，又有“慕容”、“耿思禮” 等题名，其中“慕容” 字体较大，“禮”字右边下半部没有刻。“慕容”或许也是参与石窟建造的人之一。负责造窟的人，身份是“定州白直队主”。《隋书》卷27《百官志中》：“自州、郡、县，各因其大小置白直，以供其役。”又云：“三等戍，置戍主、 副，掾，队主、副等员。”厍狄干时任使持节、 都督定州诸军事、恒定二州刺史，定州白直队主是其下属。

结合碑铭和题记来看，石窟开凿缘起非常清楚。武定三年春夏大旱，厍狄干亲率僧人到两山峡之地 (当时属于望都县)，向泉水之神祈雨，“冥感祇灵”，降下大雨。为回报降雨，决定在此地开凿石窟。 石窟开始建造的时间是六月廿五日，负责人是定州白直队主，历时六个月后完工，十二月二十三日在石窟门东侧刻摩崖碑铭，作为纪念。

这处石窟在文献中毫无记载。不过巧合的是，刘师培《左盦集》卷6著录有一通北齐武平元年(570) 比丘道能造像记，是关于这处石窟的重要史料。据刘师培介绍，该造像同样位于定州，被称为“破山佛像”，具体地点不详。额题12字，分为三行，为：“大像主临/水堢寺僧/比丘道能。”下有记文八行：

1 惟齐武平元年岁次庚寅九月辛亥朔二十日，定州中山

2 大北平县临水堢寺僧道能，以去武定三年十二月廿八日

3 为壇主史持节、督定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定州刺史、本

4 州大都督、第一镇民酋长、广平郡、开府仪同三司、 太宰王

5 库狄干□请为□水石窟寺主，□以□似综字□长年寿终，自拾

6 衣钵，敬造阿弥陀像一躯，光抶杂事一丈，上为

7 皇帝、太宰王库狄干，□□寸信心壇□□□□造本州之

8 藐奉华□舍，俱登正觉。

这尊阿弥陀像原石不详所在，拓片未见流传。管见所及，释文亦仅见于刘师培《左盦集》。周一良《 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最早引用刘师培的释文，据之讨论了厍狄干的领民酋长、六州大都督官号，指出刘师培释文有些讹误，如第4行的“镇”，当为 “领”。实际上，稍加对照就会发现，道能造像记提到的厍狄干官号，基本来自武定三年厍狄干石窟铭而有所省略，只是又在末尾加上了“太宰王”，即太宰、 章武王的省称。厍狄干封章武王、转任太宰，是在天保元年(550)六月，四年六月去世。道能于武定三年十二月廿八日为厍狄干所请，担任“□水石窟寺主”，这通造像是武平元年为厍狄干追造，距其去世已有十七年之久。

道能于武平元年造像之时，为定州中山郡大北平县临水堢寺僧人。《魏书·地形志》“录武定之世以为《志》”，其中北平、望都二县均属于定州北平郡。该郡系孝昌年间 (525—527)分中山郡蒲阴、望都、北平三县而置，治所在北平城。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载，高齐省北平郡及蒲阴、望都二县，仅保留北平县，属定州中山郡。造像记称 “定州中山大北平县”，正好相符。大概此时北平县辖境很大，故冠以“大”字。临水堢寺的具体位置不详，与道能应厍狄干之请担任寺主的“□水石窟寺”，有可能是同一所寺院。道能造像记的缘起和两件铭文中厍狄干官号的相似性，似乎暗示这一点，但由于已经间隔二十多年时间，道能所居寺院或有变动，尚不敢确定。

道能为厍狄干所请，担任“□水石窟寺主”的时间，恰好是“库狄太傅公石窟铭”刻写之后五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水石窟”，应当就是现存于两山峡的厍狄干石窟。兴造石窟的同时，看来是又附建了寺院建筑，作为一处石窟寺而运作。道能造像记称厍狄干为 “□水石窟寺”的“壇主”，即“檀主”、“檀越主”，也就是施舍供养者。而“□水”之名，让人想到石窟铭提到的“望都县界□山之上有泉，名为酋水，神而可感”，“□水”之名，也许就来自于“酋水”。遗憾的是，由于原造像和拓片均不详所在，“□”是否就是“酋”字，抑或是临水堢寺的“临”字，仍不敢断定。

厍狄干石窟附近的寺院历史，文献记载最早只能追溯到康熙《唐县新志》，称当地有石佛寺，建于清代顺治九年 (1652)。根据孙钢的介绍，“石窟东偏南200米处，有一座石构建筑基址，内原有石造像数尊，其中有三尊大型立像，当地俗称三座佛。现建筑已毁，造像残碎散落于乱石之中”。调查中所见的一尊残菩萨像，似为北齐风格。这座石构建筑基址应当就是清代的石佛寺。根据厍狄干石窟铭和道能造像记可知，该地东魏武定三年已经兴造石窟和寺院，顺治九年只是重建而已。

现存有明确纪年的东魏石窟数量不多，特别是定州地区，更是仅此一处。石窟规模不大，内部呈马蹄形，宽2.12米，进深1.61米，高2.05米，穹顶，窟门呈圆角长方形，高1.65米，宽1.38米。可以参照的这种小型石窟，如安阳小南海刻有僧稠供养像的中窟，近方形，宽1.19米，进深1.34米，高1.78米，窟门高1.02米，宽0.65米，规模更小。小南海中窟开凿于北齐天保元年，由灵山寺僧人方法师、故云杨公子林等 “率诸邑人刊此岩窟，仿像真容”。厍狄干石窟的兴造缘起虽然有所不同，但用途与小南海中窟应当是相似的，均是供僧人禅观之用。只不过与小南海中窟内部精美的雕刻相比，厍狄干石窟内部颇为简单。令人遗憾的是，窟内造像均已被盗，只能依据线描图了解其大概。

石窟内的造像，没有看到供养人侍佛或礼佛的形象。石窟铭东侧有线刻一佛二弟子及两位成人、一位儿童的供养人像，二弟子旁的题名分别是“杨长”、“杨端”，供养人像旁题分别是 “冯祖安侍佛”、“年十四”、“阳舍姬侍佛” (“舍姬”，孙钢释作“含妃”)。这组线刻供养像的年代以及与厍狄干石窟的关系，均不详。石窟内部东西两壁均有一佛一弟子像，但未见弟子题名。

这座小型石窟融合了多方面的历史要素：官府祈雨活动、地方信仰民俗、僧人的参与、对佛法和神祇的回报、纪念碑铭与地方官德政、厍狄干的领民酋长和地方长吏双重身份，碑铭对厍狄部落历史的叙述，等等。这些要素最终呈现为一座小型石窟的开凿和寺院的运作。如果将这些置入到4—6世纪的历史过程中观察，就会发现，这座小小的石窟， 是观察和理解汉晋历史传统在北族、佛教两种外来要素影响下延续和变化的重要线索。

二、 祈雨、 石窟与德政传统

厍狄干石窟的兴造缘起，是地方官主导的祈雨活动。如所周知，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干旱往往导致严重饥荒，祈雨一直是重要的信仰和仪式。官府也常常参与其中，主持祭祀可能跟降雨有关的山川之神，汉晋文献中相关记载很多。

厍狄干的祈雨之地“酋水”，是一处山石泉源。从康熙《唐县新志》、光绪《唐县志》的记载来看，当地干旱不雨时，成为民众祈祷之地的场所很多。厍狄干石窟东南方向不远的育山(现名峪山) 南麓，有汉高帝庙，旁有五龙池，又有一泉，二者均是岁旱民祷之地; 北面二十多里的马耳山，有桃花洞，明洪武年间知县曾至此祈雨; 西北方向的显圣山石心泉、后漆峪龙洞，东面的磨岩山飞泉，也都是祷祈之地。酋水泉源是这些祈祷场所中的一个，具体地点就在石窟东南方向200余米的石佛寺遗址附近。康熙《唐县新志》卷4《山川》记载，其地有“风池”，“在石佛寺后”; 又有“雨池”，“在风池之侧”。石窟位于泉水之北，故碑文说祈雨灵验之后，“见北山南面祇石有相，即敬造石窟一口”。

厍狄干至酋水泉源祈雨，是率僧人前往。而僧人介入官府主持的祈雨仪式，最早的记载是后赵时期佛图澄应石虎之请在邺城祈雨：“时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诣临漳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龙二头降于祠所，其日大雨，方数千里，其年大收。”佛图澄祈雨的地点是滏口，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的纸坊村，传说就是现在的晋祠泉。在此之前，佛图澄在襄国时，也应石勒之请有过一次类似的祈祷。襄国城堑水源在城西北的团丸祀之下，突然枯竭，佛图澄认为 “水泉之源，必有神龙居之”，率领弟子到泉源烧香，“咒愿数百言”，三日后有水流出，同时出现一条小龙。团丸祀下泉源有小龙出现，滏口泉源之地同样有白龙出现，这种 “泉源—龙神—祈请—降雨”的逻辑观念，是泉源在干旱时成为祈雨之地的信仰基础。这些祈雨场所，是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生计习惯而出现的，其中一些或许由于灵验与否而有过兴废，但作为一种信仰民俗，具有相当强的历史延续性。佛教影响并参与到祈雨仪式之中时，也往往需要适应这种地方性的信仰民俗。

佛图澄之后，僧人参与祈雨仪式的记载很多。不少也是在泉池之地，如智顗在当阳玉泉山，春季亢旱，“百姓咸谓神怒，顗到泉源，帅众转经，便感云兴雨注”。慧光在嵩山少林寺，“尝遇亢旱，众以闻光，乃就嵩岳池边烧香请雨，寻即流霔原隰，民皆利之”。而僧人祈雨成功之后，往往会为民众所神化和信奉。如长安涉公，因善于祈雨而被苻坚奉为 “国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无复炎旱之忧”;僧人道仙祈雨后，周边民众 “咸来祷赛，钦若天神”。厍狄干率僧人祈雨成功后，兴造石窟作为回报，信仰心理与此类似，是传统的祈神求福心理在佛教仪式中的延续。

定州(中山)是佛教较早传布之地，西晋时就有奉法者供养僧人。后赵时，在佛图澄影响下，包括定州在内的河北地区，佛教发展迅速。一直到北魏时期，定州名僧辈出，也是佛教雕铸的重要地区，太平真君三年 (442) 鲍纂所造弥勒石像、 太平真君四年苑申所造金铜像，为已知较早的纪年造像实物。太和五年 (481)，孝文帝和冯太后东巡时，曾在定州建五级佛图。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有一件北魏太和十九年定州唐郡唐县赵氏造定光像，是这一地区现存最早的大型石造像。

1980年，唐县城西的寺城涧村曾出土一批北朝后期石刻造像，东魏3件，北齐16件，不少有纪年发愿铭文，与厍狄干石窟时间最为接近的，是武定四年二月十日的一尊思惟像，存高42cm，座高16.5cm，座背愿文为卅三人“上为皇帝陛下，下及无边法界众生诸人，在世父母，讬生西方，常生清国”。其后有题名十三行，每行1—4人不等，不少残缺，转录部分较完整的题名如下：

法讲 法礼 □羊皮 马广州 王保 马良 □转兴 霍市买 周延兴 马午张庆宾 朱继祖 吕遵 刘兰芳 霍□买 吴法□ 霍买□ 王□宾 马四□杨肆兴 邹东庆 邹好仁 比丘尼静板

造像属于“北□寺”，可能就是寺城涧地名的由来。该村位于唐县城西，距离厍狄干石窟不过五公里左右，造像时间则是在厍狄干石窟建成之后两个多月。像厍狄干这样身份和地位很高的官员，前一年亲自率领僧人至酋水泉源祈雨，获得成功后又历时半年兴造石窟和寺院，在当地必定是一件很有影响力的大事。 造像记中出现的僧人和民众，或许也参与或目睹了前一年的祈雨活动，不禁令人浮想。

在官府祈雨背景下兴造石窟，一方面是官府祈雨在佛教信仰影响下的新现象，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汉晋政治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影响。佛教参与之前，官府祈雨的常见运作模式，是地方官向山川之神祈赛，若灵验得雨，往往重修祠庙，建立碑刻，颂扬纪念。现存元氏县的几通东汉碑刻，内容就是山神在地方干旱祈雨活动中颇有灵验，受到官民重视。如无极山碑，是缘于前一年五月常山国相派遣属下“诣三公山请雨”，三公山之神“即与 [封] 龙、灵山、无极山共兴云交雨”。这次祈雨灵验后，地方官府与庙巫一起上奏朝廷，为无极山神“索法食”，“更造神庙，恢祏祠宫”，同时建立碑刻纪念其事。西晋太康十年 (289) 建立于汲县的碑刻《吕望表》，缘起也是如此：“且其山也，能兴云雨，财用所出，遂修复旧祀，言名计偕，镌石勒表，以章显烈。”现存汉晋碑刻中还有不少类似例子。

厍狄干主持的祈雨活动和石窟的兴造，可以看作是这种地方官府传统的延续。换言之，石窟虽冠以“库狄太傅公”之名，但兴造本意原本是回报神祇和僧人，希望能够继续赐予雨泽，庇佑民众。原存长垣蘧子祠的程荣造像记说：

维大魏兴和二年岁次庚申，佛弟子程荣以去天平二年中遭大苦霜，五谷不熟，天下人民饿死者众。荣见此苦，即发洪愿，死者生天，生者饱满，奴婢者解脱。后愿龙王欢欣，雨泽以时，五谷丰熟，万民安乐，常行善福。

厍狄干石窟和程荣造像一样，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为百姓祈福。这种做法与汉晋地方官重修祠庙为百姓祈福，内在的性质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在佛教影响下，信仰形式上有了变化。如前所述，酋水泉源之地，与佛图澄祈雨的滏口祠、团丸祀一样，都是适应地方环境和生计习惯的民众信仰场所，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和延续性。厍狄干以地方长吏身份率僧人在此祈雨，又兴造石窟作为“祇报”，一方面固然可以理解为佛教在官府力量的推动下对民众信仰空间的侵夺，但从另一种思考角度来说，也可以认为是佛教与地方信仰民俗以一种新的形式融合共存，使得酋水泉源的神圣内涵更为丰富。

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汉晋时期祈报神祇的祠庙碑刻，往往会纪念地方官德行，从而具有了部分德政碑的功能。如延熹五年 (162) 的仓颉庙碑，提到“祷祈雨降”，后面的“颂”文有“刘府君大汉枝族，应期作弼，宗(下缺) 礼崇乐”等内容。延熹六年的桐柏淮源庙碑提到，南阳太守□君，“准则大圣，亲之桐柏”，扩建祠庙，“为民祈福，灵祇报祐”，其后有“烈烈明府，好古之则。虔恭礼祀，不愆其德。……肃肃其敬，灵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悦服”等颂德文字。光和四年 (181)，元氏县左尉樊玮建立三公山碑，除了山神兴云做雨之德外，还提到自己 “出从幽谷，迁于乔木”，祈愿三公山神庇佑 “封侯食邑，传子孙兮”。其后又有长篇文字颂扬常山相冯巡之德：

举将南阳冠军君姓冯，讳巡，字季祖。□修六经之要，析□离□之陋。受命北征，为民父母。攘去寇凶，戎用无□。奸宀越竟，民移俗改。恭肃神祇，敬而不怠。皇灵□佑，风雨时节。农夫执耜，或耘或芓。童妾壶馌，敬而宾之。 稼穑穰穰，谷至两钱。叔粟如火，咸怀仁心。君姿前哲，乔朼季文。马馁稂秀，不为苛烦。愍俗陵迟，詶咨□□。山无隐士，薮无逸民。怀远以德，慕化如云。百姓欧歌，得我惠君。功参周、 邵，受禄于天。长履景福，子子孙孙。

这些祠庙碑中对长吏德政的颂扬内容，让人想到厍狄干石窟铭中提到的 “莅任清化，民齐七子”、“公慈矜百姓，不忍闻之”、“躬自发心”、“冥感祇灵” 等文字。《北齐书》和《北史》的厍狄干传记，对其定州之任有一个简要评论：“还为定州刺史，不闲吏事，事多烦扰，然清约自居，不为吏人所患。”厍狄干生长于怀朔镇部落，是一位适应边境部落生活的领民酋长，并没有农耕社会的地方行政治理经验。传记中的“不闲吏事，事多烦扰”，应当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不过，他在武定三年祈雨活动中的表现，却延续了汉晋以来的德政传统，石窟兴造和碑铭的内容，也可以看到汉晋祠庙和碑刻的影子。

石窟铭后面一大段叙述厍狄干的部落家世，与汉晋德政碑往往详细记述长吏家世及生平官历、在官事迹，也有类似之处。如熹平三年 (174) 的耿勋碑，先记述耿勋先世和官历，接着是在任期间的美政，“得众兆之欢心，可谓卬之若明神者也”。只不过厍狄干石窟铭叙述的是部落首领家世，诸如“大单于人也”、“部落国主”、“子孙世袭第一领民酋长” 等，是不同于汉晋官制的新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公山碑题铭中，对地方官德政的颂扬，最后落实到“封侯食邑，传子孙兮”、“长履景福，子子孙孙”，也就是借助于神祇的庇佑，将现世的官爵地位传之于子孙。厍狄干石窟铭对世袭部落首领身份的强调，不知是否也隐含着祈愿福佑、“传子孙兮”的心理。

如所周知，北朝佛教造像铭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皇帝、王公官僚的祈愿。如武定五年开凿的平定开河寺石窟，与厍狄干石窟在时间、空间上均颇为接近。该窟是并州乐平郡石艾县安鹿交村邑义二十四人发愿所造，“上为佛法兴隆，皇帝陛下，渤海大王，又为群龙佰官守宰令长”，“下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因缘眷属，动众生，有形之类”，“普蒙慈眷，一时成佛”。类似的发愿铭文几乎成为一种模式。乡里邑义造像要首先为皇帝、王公官僚祈愿，应当理解为皇帝、官僚体制对民众生活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显然不是北朝突然出现的，而是秦汉以来政治体制长期延续渗透、潜移默化的结果，只是在佛教影响下以造像祈愿这种新的形式展现出来。

因为祈雨有灵而兴造的厍狄干石窟，与一般乡邑造像性质不同，是汉晋政治文化在另外一个层面上的展现。石窟本身是地方官府信仰仪式的衍生之物，是汉晋时期地方官常见的重修祠庙行为的延续。由于佛教的影响，这种行为在西晋以后开始扩展到兴造寺院、石窟和造像。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北魏永平三年(510) 华、泾二州刺史奚康生兴造南石窟寺，“命匠呈奇，竞工开剖，积节移年，营构乃就”，“又构以房馆，建之堂阁”，“静宇禅区，众□□□”。南石窟寺碑铭的后半部分，详细罗列奚康生以下官员题名，形式上与汉晋祠庙碑、德政碑也是一致的。只不过厍狄干石窟是祈雨有灵“祇报”所建，缘起有所不同，而且长吏个人色彩更为突出，未见属吏题名，与南石窟寺有所不同。

祈雨、石窟、长吏德政的结合，是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景观。由于佛教的影响，僧人参与到祈雨仪式中来，获得灵验后，由官府和长吏赞助兴造石窟作为“报”，从而把祈雨从一种对神祇的祈祷，转化为佛教与信仰民俗的融合。与此同时，汉晋时期祈雨有灵后修庙立碑回报神祇以及纪念地方官德政的习惯做法，也通过兴造石窟这种新形式的内容而得以延续。这是佛教进入中国后影响及于地方官府的政治文化习惯带来的一个转换。当然，与此同时，原来官府和民众所习惯的祠庙祈雨模式也一直存在。在佛教影响下出现了新的文化现象，但并不意味着取代旧的模式，二者是并存的。

三、部落记忆与内迁酋长的身份意识

石窟铭的后半部分叙述厍狄部历史，虽然仍是以尊称 “公”的语气叙述，但其中一些词句，如“大单于人也”、“后移河西夏州是也”、“居五原是也”，读之似有口语转写的特征。石窟铭撰写者不详，具体负责造窟的是定州官府人员，石窟铭想必也会出自他们之手。这种带有家族记忆性质的内容，显然只有厍狄干本人或身边之人才能准确了解。厍狄干本人并不识字。推想起来，石窟铭的相关内容，可能是先由厍狄干口述，再由撰文者整理连缀成文的，故而保留了一些口语痕迹。

不难发现，地点、首领地位和世系，是石窟铭这一部分叙述的主要要素。其中，地点分别是：(1) 北漠/弱水; (2) 河西夏州; (3) 五原—怀朔镇。首领地位分别是：(1) 部落国主、大单于人;(2) 统酋百姓，共赫连并酋; (3) 赐部落主如故—封王怀朔镇，子孙世袭第一领民酋长。世系分别是：(1) 十有余世; (2) 不详;(3) 六世。与之对照，《北齐书》及《北史》的厍狄干传记，追溯部落历史非常简单，只是说：“善无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帝时，以功割善无之西腊汗山地方百里以处之。后率部落北迁，因家朔方。”仅相当于石窟铭的五原—怀朔镇阶段。而传记中提到的“善无之西腊汗山”，石窟铭中没有出现。下面结合相关史料，先对石窟铭内容稍作考证。

第一阶段是在北漠/弱水。这是厍狄部记忆中的起源之地，相同的记忆，亦见于太原出土的北齐厍狄业墓志：“荫山人也。 ……君夏启之胤，世居莫北，家传酋长之官，人富英贤之业，洪源共弱水争深，崇基与恒山比峻。”厍狄业祖先“世居莫北”，“洪源” 则是弱水。恒山就是阴山，是指厍狄部后来入魏后“部落北边”，居牧在阴山北麓的怀朔镇。 总之，厍狄业墓志中记忆的早期部落历史，与厍狄干石窟铭是一致的，只是叙述较为简单。

源出北漠/弱水，看来是厍狄部共有的记忆。而有着这种记忆的也不仅是厍狄部。拓跋部据云亦源出于弱水，所谓 “弱水开源”、“侔弱水之圣裔”。此外，贺若敦，“其先居漠北，世为部落大人”。漠北、弱水、阴山，大概是内迁部族记忆中最有象征性的一些地点。如所周知，随着匈奴政治体的分裂和衰落，草原部族力量经历了巨大的分化重组。东汉桓帝时，鲜卑檀石槐联盟“尽据匈奴故地”，分为东、中、西三部，各有大人，“皆为大帅，而制属檀石槐”。檀石槐去世后，部落大人纷纷独立，“遂世相袭”。而弱水是鲜卑部落的一个集中地，曹魏正始元年(240)，“弱水以南，鲜卑名王”曾遣使进献。“子孙绍位部落国主”的厍狄部，是否也属于这些“名王”之一，尚不清楚。

关于厍狄部的族属，或认为出自鲜卑段部，或以为是高车。《魏书》卷103《高车传》说，高车曾徙于鹿浑海，在弱洛水之西，“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有的学者认为，其中狄氏可能就是厍狄部。高车语言与匈奴相近，说明与匈奴政治体之间的承袭关系，石窟铭称厍狄干先世为“大单于人也”，似乎也显示出匈奴政治体的影响。不过，高欢去世前，曾明确称厍狄干为“鲜卑老公”，斛律金为 “敕勒老公”。高欢的称呼，应该代表了厍狄干和斛律金本人的族群认同。换言之，即便厍狄部与高车同源，与原匈奴政治体有关，但由于后来的迁移和政治分化组合，至少北魏末期厍狄部早已自我认同为鲜卑。这种由于政治体变化导致的认同分化，是草原族群历史中常见的现象。

第二阶段是在河西夏州。厍狄部为何从弱水迁移到“河西夏州”，具体又在何时，很难考证。文献中最早出现厍狄部的记载，是在前秦建元十二年 (376)，刘库仁“西征库狄部，大获畜产，徙其部落，置之桑干川”。库仁部居于黄河以东，此次讨伐厍狄部是在攻破叛乱的河西刘卫辰部之后，表明厍狄部是卫辰部以外河西地区的重要势力。这也让人想到石窟铭所云“统酋百姓，共赫连并酋”。卫辰部源出五部匈奴，原居雁门新兴，祖父刘虎反叛失败之后，被迫迁于河西，时为东晋建武元年(317)。苻坚灭代，又以卫辰为西单于，“督摄河西杂类”，一直到北魏道武帝登国六年(391)，卫辰部都是“河西夏州”的统治势力。厍狄部或许就是卫辰统摄的“河西杂类”部落之一。石窟铭中特别提到“共赫连并酋”，也说明从刘虎到赫连勃勃，近百年间铁弗部势力对“河西夏州”部落的政治影响，已经深刻存留在这些部落的历史记忆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类似的迁徙记忆，不仅见于厍狄部。如乞伏国仁，“陇西鲜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连、叱卢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阴山…… 其后有祐邻者，即国仁五世祖也。泰始初，率户五千迁于夏缘，部众稍盛”。乞伏氏的部落历史，是由漠北到阴山，又在晋武帝泰始(265—274)初期迁移到夏州西部，最终在高平川取得支配权。此外，秃发乌孤，“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河西地区的部落构成极为复杂，姚兴任用赫连勃勃统御朔方，“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这些部落可能有不少是像乞伏部那样，经过了复杂的迁徙过程。

第三阶段是在五原—怀朔镇。石窟铭关于这一时期的叙述，有传记作为参照。但正因为如此，困惑也很多。最明显的是传记提到，越豆眷因功被道武帝赐居善无腊汗山之地，这也是传记称厍狄干为“善无人” 的由来。 但石窟铭并没有提到善无。善无腊汗山的具体地点不详。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六月北讨茹茹，“甲戌，诸军大会于祁连池。乙亥，出塞，至厍狄谷，百余里内无水泉”; 七月 “己卯，帝顿白道，留辎重，亲率轻骑五千追茹茹。壬午，及于怀朔镇”。结合这次讨伐的进军过程来看，厍狄谷位于祁连池(今宁武天池)与白道(今呼和浩特北郊)之间，或即善无腊汗山的厍狄部居地。

厍狄部赐居善无腊汗山，与尔朱部赐居马邑秀容川相似。尔朱部原来是在尔朱川，“常领部落，世为酋帅”。尔朱羽健登国初为领民酋长，由于随从道武帝灭后燕之功，“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这种迁移部落到平城周边新居地的现象，应当与道武帝离散部落的举措有关，所谓“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这是石窟铭中“道武皇帝知太祖忠诚，赐部落主如故”的背景。

厍狄部渡河北迁，起因是“赫连起啚志”。北魏登国六年，卫辰部大举讨伐刚刚复国的拓跋部，但最终拓跋获胜，攻下悦跋城，杀死卫辰父子及“子弟宗党”五千余人，铁弗部失去河西的统治地位。因此，如果记忆属实，厍狄部渡河北迁归附北魏，时间就有两种可能性：登国元年到六年，或天赐年间 (404—409) 赫连勃勃力量兴起之后。而据《魏书》卷2《太祖纪》，天兴二年 (399) 三月有一次讨伐厍狄等部的行动：“遣建义将军庾真、越骑校尉奚斤讨厍狄部帅叶亦干、宥连部帅窦羽泥于太浑川，破之，厍狄懃支子沓亦干率其部落内附。真等进破侯莫陈部，获马牛羊十余万头，追殄遗迸，入大峨谷。”此事又见于《 魏书》卷29《奚斤传》：“又破厍狄、宥连部，徙其别部诸落于塞南。又进击侯莫陈部，俘虏获杂畜十余万，至大峨谷，置戍而还。”这里出现的三个部落——厍狄部、宥连部、侯莫陈部，均见于《魏书》卷113《官氏志》南方诸姓，遗憾的是具体地理位置难以考知。这次讨伐针对的厍狄等部，究竟是尚未归附，还是归附之后又趁北魏讨伐高车之际***?这次讨伐中率部落“内附”的厍狄懃支子沓亦干，与越豆眷是否有关? 这些疑问关系到对厍狄部渡河北迁的理解，仍难以落实。

根据传记，厍狄部后来“率部落北迁，因家朔方”，亦即石窟铭所云 “封王怀朔镇”。具体时间石窟铭和传记均未提及，但推测应当是在太武帝延和二年 (433) 设置怀朔镇之后。北魏末年，怀朔镇改为朔州，后又内迁侨置于并州地区。这一时期，厍狄干家族一直以第一领民酋长身份统领部落，先后历经六世。

如前所述，石窟铭的部落历史叙述，是以地点、首领地位和世系等主要要素构建的身份叙事。这种部落记忆，正如扬·阿斯曼(Jan Assmann) 讨论文化记忆时所说，“关注的是过去中的某些焦点”，“一些可供回忆附着的象征物”，旨在强调厍狄干北族酋长的高贵出身和家族光荣。这在内迁酋长中大概是一个普遍现象。前引北齐厍狄业墓志，也提到“家传酋长之官”。此外，“代郡西部人” 叱列伏龟，“其先为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为第一领人酋长，至龟五世”。叱列伏龟家族五世为第一领民酋长，情形与厍狄氏、尔朱氏相类。 现存正史传记对北族出身者的先世，大都记载较为模糊，但结合厍狄干石窟铭来看，类似的记忆传承，在部落和家族内部应当是广泛存在的。

1973年，山西省寿阳县发现厍狄迴洛墓，出土墓志三方，其中厍狄迴洛墓志说：

朔州部落人也。大□长公之孙，小酋长公之子。 ……春秋五十有七，以大宁二年三月薨于邺，窆于晋阳大法寺。 ……粤以大齐河清元年岁次壬午八月戊戍朔十二日己酉，葬于朔州城南门。

朔州即原来的怀朔镇。厍狄迴洛是“朔州部落人”，为 “大□长公之孙，小酋长公之子”，与石窟铭所云可以参照。厍狄迴洛去世于邺城，先葬在晋阳，后来又葬于寿阳。他的妻子尉娘娘早年去世，一直葬于晋阳，也随之迁葬。葬地为 “朔州城南门”。由此确知，内迁以后天平年间侨置的朔州，就在今寿阳县。寿阳县至今仍有神武、尖山、太平等来自于侨置朔州郡县的地名。换言之，厍狄迴洛从晋阳迁葬寿阳，是归葬于侨置的部落居地。这种与部落侨居地的联系和身份意识，是一个值得瞩目的现象。

不过，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归葬侨居地。晋阳出土的云代之人墓志不少，如前面提到的厍狄业，去世于库洛拔，葬于晋阳。“朔州鄯无人”贺拔昌、代郡平城人张肃俗和张海翼，“朔州敕勒部人”、其父为第一领民酋长的斛律金，亦均葬于晋阳。厍狄迴洛、厍狄业墓志均未提到曾任领民酋长，只是说“家传酋长之官”、“大□长公之孙，小酋长公之子”。“子孙世袭第一领民酋长” 的厍狄干，又葬于何处? 让人颇感兴趣。

北朝文献对此毫无记载。后世地方志提供了一些线索，《永乐大典》本《太原志》载，忻州有厍狄干、厍狄引墓：

北齐库狄引墓，在城西九原冈上，有碑在焉。旧经云：持节、都督五州诸军、太宰、开府、并州刺史、 假黄钺库狄引墓。

库狄干墓，在库狄引墓前，有碑存焉。

厍狄引其人不详，从两墓位置来看，或为厍狄干之父。地方志记载厍狄干墓是在忻州城外，有墓碑为证，言之凿凿。此碑可能就是魏收撰序、樊孝谦撰铭的厍狄干碑。但明清地方志记载名人墓葬，颇有附会之处，此说是否可信呢?

地方志中同时还记载了忻州有“魏刘贵珍墓”，“在城西九原冈上，有碑在焉。旧云御史中丞、太尉公、录尚书事、 敷城公也”。道光年间忻州发现刘懿墓志，记载刘懿字贵珍，结合事迹、官历来看，就是《北齐书》中提到的刘贵。两种地方志没有按照《北齐书》称刘贵，而是称刘贵珍，所据或为墓前之碑。与此相关，山东省拿云美术馆藏有刘懿之子刘洪徽志盖及其妻高阿难墓志。高阿难为高欢第三女，墓志说她天保□年十一月“薨于晋阳之第”，天保九年五月“疺于肆州城西南系□山之□□□五里”。刘洪徽和高阿难合葬于肆州，更加确认了刘懿墓在忻州九原岗的记载。以此参照，地方志关于厍狄干、厍狄引墓的记载，同样有碑可证，可信度是很高的。

忻州地区孝昌以后属于肆州，而侨置的恒州也在此地，《魏书》卷106《地形志上》“恒州”条云：“天兴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中改。孝昌中陷，天平二年置，寄治肆州秀容郡城。”恒州有善无郡，而《北齐书》及《北史》均称厍狄干“善无人也”。这样看起来，厍狄干家族葬于忻州城外，跟厍狄迴洛葬于寿阳城南一样，都是归葬于侨置之州。不过，仔细分析，情况又并非这么简单。

正史及碑志记载厍狄部人的出身，一种较为笼统，如厍狄迴洛、厍狄伏连均称“代人”，厍狄业称“荫山人”; 一种较为具体，如厍狄盛称 “怀朔人”，厍狄干称 “善无人”，武德六年(623)去世的厍狄干孙女真相，墓志中记为 “恒州代郡人”。其他北边将帅的记述，亦大体如此。厍狄干石窟铭和传记，明确记载 “因家朔方”、“封王怀朔镇”。据传记所云，正光年间(520—524)，他曾宿卫洛阳，“以家在寒乡，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师，夏归乡里”。这是“北夷酋长遣子入侍者，常秋来春去，避中国之热”，亦即所谓“雁臣”的一个典型事例。孝昌元年(525)“北边扰乱”，厍狄干“奔云中，为刺史费穆送于尔朱荣”。善无在云中西南，从方位来看，厍狄干显然是自怀朔镇 “奔云中”。厍狄干和厍狄迴洛均来自怀朔镇，传记为何称其为善无人，并在死后归葬于恒州侨置之地?值得注意的是，石窟铭记载的厍狄干官号，为“使持节、都督定州诸军事”、“恒、定二州刺史”。恒州是侨置，与定州分处太行山东西，厍狄干出任定州刺史，为何同时领有侨置于肆州的恒州刺史之职? 考虑到他死后归葬于恒州侨置之地，不由让人联想到归葬于侨置朔州之地的厍狄迴洛，亦曾担任使持节、都督朔州诸军事、朔州刺史。

正史及碑志提到的“善无人”，还有尉景、高市贵、贺拔昌等多位。其中，尉景与高欢同在怀朔镇。高市贵未见有北镇经历，孝昌初年，“恒州内部敕勒刘崙等聚众反”，市贵曾任都督讨平叛乱。从他们的经历中很难看出传记标称 “善无人”，是否有共同的特征。可以参考的一个例子是娄后家族。传记称娄昭为“代郡平城人”，祖父提“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娄昭及娄后亦在怀朔镇。娄昭之侄娄叡，葬于晋阳，墓志则称其为“太安狄那汗殊里”人。太安为侨置于寿阳的朔州 (旧怀朔镇) 属郡，传记标举的“代郡平城”则属于恒州。这种二元“乡里”记载，与厍狄干相似。

推想起来，这在六镇酋长群体中可能是一个常见现象。在北魏前期离散诸部的背景下，很多部落都会像厍狄部、尔朱部一样，被赐居在一定地理空间内，“不听迁徙”。这成为他们安土定居的“乡里”。后来不少酋长又“率部落北迁”，居于六镇，形成新的“乡里”。在他们的记忆和日常叙述中，六镇新“乡里”和原来的旧“乡里”，应当是并存的。与此同时，如果是像高车那样“以类粗犷，不任使役”，在离散诸部时“得别为部落”的酋长，可能就缺乏厍狄部那样由于离散诸部而带来的旧“乡里”记忆。

善无和怀朔镇，是厍狄部历史记忆中时间最近的两个地点。从这一点来说，石窟铭的叙述似乎不应该遗漏善无，令人颇感费解。但不管如何，至少从厍狄迴洛和厍狄干的葬地可以感受到，善无和朔州 (怀朔镇) 作为两处“乡里”，仍是内迁厍狄部的两个支撑地点。如所周知，内迁侨置于并、肆二州之地的恒州、朔州等十州，“永安以后，禁旅所出，户口之数，并不得知”。十州之民是东魏北齐政权重要的军力来源，管理体制不同于一般的州郡县编户。而六镇之乱以后的内迁人口，经过大规模的离乱迁徙和战争消耗，原有的部落和统属关系，必定会受到很大影响。即便如此，对于他们而言，领民酋长名号仍然会是一个值得骄傲和富有凝聚力的文化象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厍狄迴洛和厍狄干分别葬于内迁的朔州和恒州，或许也有以此凝聚朔州、恒州侨民的意图。

结 语

北魏末年的六镇社会，是由城民、部落民等多元人群构成的边境复合体。日趋华夏化的帝国制度和北族延续的部落体制，共同存在。在塑造六镇人群行为模式的日常图景中，帝国边境的权力运作方式、部落习惯和信仰生活，是理解东西魏、北齐周乃至隋唐国家的特性的核心要素。

领民酋长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最近有学者强调，六镇之乱的起因可能与北族酋长群体的动向直接相关。内迁酋长后来成为东魏北齐勋贵阶层的重要构成部分，带着强烈的部落身份意识，融入到华夏帝国的政治习惯和行政传统之中。他们是在六镇边境完成的社会化过程，当参与到内地更加复杂的政治系统中时，文化适应成为摆在面前的问题。厍狄干出任定州刺史时，“不闲吏事，事多烦扰”，就是一个表现。而如所周知，北族勋贵与汉人官僚之间的对立和紧张，以及晋阳与邺城的二元关系，是东魏北齐政治史上的显著现象。“鲜卑车马客”对“汉儿文官”的排斥和凌忽，每每令读史者感慨。这种感慨很多时候是立足于史传书写者即“汉儿文官”的立场。而厍狄干石窟铭的珍贵之处，在于提供了一个领民酋长立场的记忆性叙述，提示我们如果转换立场，从“鲜卑车马客” 的角度理解内迁部落的文化适应和胡汉关系，历史可能会呈现出另一种面相。

中古早期，北族和佛教是从外部进入和影响华夏帝国的新因素。秦汉以来延续的政治、文化和信仰传统，是一个结构化的存在，无论是佛教对于地方官府祈雨仪式的参与和转换，还是部落习惯带来的行政“烦扰”，最终都只能是在这个结构之下完成。新因素的进入带来了新的历史变化，但这些变化却生长于旧的肌体之上。换言之，在观察北族、佛教对中古早期历史进程的影响时，既要强调“新”的一面，也要看到在这些“新”的表象之下，内里仍然延续着旧有的结构性内容。

这也正是厍狄干石窟兴造的意义所在。如果我们把唐县两山峡的酋水泉源看作一个文化地点，其性质原本是适应于农耕社会生计系统的干旱祈雨之地。这个汉晋时期极为普通常见的信仰场所，由于武定三年“鲜卑老公”厍狄干的到来而发生改变。厍狄干兼具地方长吏和领民酋长两种身份，而石窟也在两个层面上展现了中古早期历史的延续和变化：一个是官府、佛教与地方信仰民俗之间的融合互动关系，官府祈雨有灵之后重修祠庙的习惯做法，在石窟兴造中得以延续和转换; 一个是内迁胡族的部落记忆和身份意识，借助于石窟兴造和华夏帝国的政治文化习惯，而得以刻写于纪念之碑。这使得这座小型的东魏石窟，具有了丰富而多元的历史内涵，成为一处理解中古早期历史图景的重要遗迹。

(责任编辑：张云华)

原标题：从领民酋长到华夏长吏：厍狄干石窟的兴造与部落记忆

来源：《历史研究》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