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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蓉:云南汉传佛教教育的昨天与今天

新闻资讯 2016-01-31

云南涵盖了三大语系佛教(图片来源:资料图)

谈到云南汉传佛教教育,就必然要谈到汉传佛教的寺院制度与学习制度、汉传佛教经典、汉传佛教改良运动以及云南佛学院等。

寺院制度与学习制度。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汉传佛教寺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十方选贤传法寺院”(又称“十方丛林”),另一类是“子孙传法寺院”(又称“子孙继承寺院”)。十方丛林一般是规模较大的禅宗寺院,有健全的寺院制度,如昆明的华亭寺、宾川鸡足山的祝圣寺等。这些寺院可以为各地志愿出家的人举行授戒仪式,也可为各处居家修行的人授居士戒。子孙传法寺院相对规模较小,仅有当家师一名,主管全寺事务,其余为剃度僧人。这些寺院的僧侣需向十方丛林寺院请法受剃,接受法印。

无论是十方丛林还是子孙传法寺院,其学习方式基本上是师父带徒弟。沙弥(徒弟)要向师父学习唱诵、敲罄、上殿、过堂、诵经、礼佛、巡查等各项仪规,学习《大般若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十诵律》等各类经律论,遵行寺院的各种规章制度。沙弥升为比丘,要进行授戒仪式。授戒后,发给一纸戒牒、一套僧衣、一只食钵,才正式成为佛门弟子,可以出外游方参学,进一步学习。

当代,云南汉传佛教的寺院制度及僧职较前略有变化,一般设当家、副当家和执事三职。此外,云南各地的汉传佛教寺庙都有各自的寺规制度,繁简不一,其内容不仅有教义教理和戒律规定,还包含了具有当代社会特点的僧尼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汉传佛教经典。云南汉传佛教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形成了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经书典籍。其中不仅有从内地请回云南的《大藏经》,还有本地刻本佛经、南诏大理时期的写本佛经,以及高僧大德的注释和著述等,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现存较为著名的有:元代刻印的《大华严方广普贤灭罪称赞佛名宝忏》,明代云南单刻佛经如《慈悲道场忏法》、《大方便报恩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及《妙法莲花经》等,清代的《金刚汇解》、《千佛名经》、《楞严解冤释结道场仪藏》等,均具有云南边疆地区的特色。

佛教改良运动。辛亥***后,以太虚法师、圆瑛法师和欧阳渐居士为代表的佛教界人士,倡导了全国的佛教改革运动。他们提出“人间佛教”的口号,组织新型佛教团体,兴办佛学教育,出版佛教刊物,以使佛教获得新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云南佛教界人士也顺应时代发展,进行了佛教改良运动。

1912年,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成立。云南也成立了云南佛教会,成为中华佛教总会的一个支部,虚云法师任会长,地址设在昆明文昌宫,后迁到北门街的慧林庵。云南佛教会成立后,在昆明开办佛教讲习所,聘请省内外法师为僧众讲经说法,传授佛学知识。特别是在太虚法师兼任云南佛教会理事长期间,着力进行佛教界整顿,传授佛学、维护寺产、振兴佛教,重视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佛教界的联系,对云南佛教改良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38年,太虚法师曾筹建云南佛学院,当时成立了董事会并被推选为院长,后因故未建成。后来,太虚法师派人到芒市组织成立了滇边特区佛教联合会,开办了佛化小学,加强了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沟通联系。

在这一时期,随着全省各地佛教组织的成立,讲经说法、刻经著说的法师、居士也逐渐增多。虚云法师、戒尘法师、洱源诗僧彗明、会泽居士陈维庚等人,在云南各地寺院、佛教会、居士林甚至居士家中集会讲经,说法弘教。有的法师、信徒还捐资翻刻佛经,结缘施送,以扬佛法。

云南佛学院。我国佛教教育兴起于20世纪初,自近代高僧太虚法师创办武昌佛学院、杨仁山居士创办支那内学院始,内地兴起了“庙产办学”之风,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一大创举,打破了传统的经院式或“师带徒”的教育方式,在近代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当代佛教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全国逐步恢复了40多所初、中、高级佛学院,担负起了培养佛教僧才的任务。

1993年,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云南省开办云南上座部佛学院。1997年,云南上座部佛学院更名为云南佛学院。2004年12月,云南佛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员。云南佛学院设有安宁本院、西双版纳南传佛教分院、迪庆藏传佛教分院、大理宾川鸡足山尼众部,已培养学生783人,现有在校生9个班共265人。学院课程设置有宗教政策及法律法规、历史、语文、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史、佛学基础知识、沙弥律仪、比丘戒、菩萨戒、藏语文、南传戒律、巴利文等40多门课程。学员毕业后,有的回到原寺庙担任教职人员,有的则到国内其他地方佛学院或者泰国、斯里兰卡、缅甸等国继续学习深造。

原标题:云南汉传佛教教育

更新于:2016-01-31 1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