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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法师:漫说《杂阿含》(卷二十一)~K 575经:本经叙述质多罗长者从容而逝。命终后生于不烦热天,仍以神通至庵罗林,为诸上座说偈。

更多文章 2020-04-11

漫说《杂阿含》(卷十四)

第343经(浮弥经):

本经有一定的故事情节,主要讲外道问尊者浮弥有关苦、乐为谁所作的问题,尊者浮弥如法而答,后为佛陀所印可。

在佛陀住世期间,由于上层统治者对文化思想领域采取一种怀柔宽松的态度,因此在佛陀时代,思想学术界可谓百家争鸣,异常活跃。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上看,思想学术界高度繁荣,无疑是好事情;当然,它有时候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不好,有可能会伤及到统治者自身利益。古印度号称十六大国的那些国王们自然并不是傻瓜,他们对于学术界有着一套已成惯例的“潜规则”。从吠陀经典中我们可以得知,欲想更好地统治国家服务人民,就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即高超的智慧和勇猛的武力。这两个条件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如何同时具备这两个先决条件呢?后期吠陀经典指明了一条道路:婆罗门是知识与智慧的代名词,所有的智慧都出自于婆罗门——如果未经婆罗门的亲自祭祀,上天是不会接纳那些臣民的;如若婆罗门们受到了藐视或怠慢,就无异于无梵天的无视,其结果可想而知,即沦为一生族。另一个条件是,刹帝利是武勇的象征,有了他们的保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而婆罗门与刹帝利的完美结合,便为国家的昌盛幸福提供了前提和保障。从我的这段浅白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婆罗门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在吠陀经典早期,或者更早期,便牢固地确立了。因此,无论思想学术界如何地争鸣齐放(包括对婆罗门的抗议或强烈反对),都很难动摇婆罗门在国家统治意志方面的绝对主导地位。

佛教作为一门新兴的宗教,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关注。很多人都要询问佛教的中心思想,或者就某一方面的论题,进行友好的、深入的探讨(有时因意见不同也会闹翻)。在某一特定时期,有“众多外道出家”造访尊者浮弥:“欲有所问,宁有闲暇见答与否?”尊者很爽快:“随汝所问,当为汝说。”这些都是些客套话。

问题的重点,是关于苦、乐的主体问题——

1、若乐他作耶?

2、苦乐自他作耶?

3、苦乐非自非他无因作耶?

这些问题苦按照外道的思路去回答,便会十分棘手,因为这些问题根本就无法回答,说不清楚。因此尊者浮弥回答是“无记”,并说这是“世尊说言”,自己并非杜撰。

关于“无记”的话题,在这里不妨多啰嗦几句。我们常常看到有“十四无记”之说,主要分为四类,即

1、世间在时间上是:a.无限的;b.有限的;c.亦无限亦有限;d非有限非无限。

2、世界在空间上是:a.无限的;b.有限的;c.亦无限亦有限;d非有限非无限。

3、如来(即觉悟者、佛)死后:a.继续存在;b.不存在;c.亦存在亦不存在;d.非存在非不存在。

4、命(灵魂)与身(肉体)是:a.同一;b.别异。

这就便是十四无记的主要内容,其中的选项挑选任何一个,都是错误的。而关于苦、乐是自作、他作、非自非他无因作的问题,似乎并不在十四无记并没有明确说明,但是可以确定它属于无记的范畴,此外诸如有常无常、有我无我等话题,都无法用明确的语言进行回答,只能“无记”,即《金刚经》上面反复强调的“不可说”。

外道听到尊者浮弥老是回答“无记”,很不满意,于是继问道:“今沙门瞿昙说苦乐云何生?”(苦乐到底是怎么生起的?)

浮弥尊者回答道:“世尊说苦、乐从缘起生。”

诸外道对于浮弥尊者的回答,更加地不欢喜,于是从座而起,“呵责而去”。

不久浮弥尊者向尊者舍利弗请教,询问方才的回答究竟合不合法,有没有谤毁世尊。舍利弗给予肯定而明确的回答:“汝之所说,实如佛说,不谤如来,如说说、如法说、法行法说。”后来尊者阿难听到了这番话,心里也没底,便当面乞佛明示,佛陀当面予以印可,说“缘起而生苦乐”这句话的确是世尊亲口宣说。

总结:本经主要回答两个问题:

1、苦、乐是自作、他作、非自非他无因作?答案是“无记”,不可记说。

2、苦、乐云何而生?答案是“从缘起(因缘)而生”。

从此二问不由想起“有业报而无作者”这句经文。业报客观存在,是从俗谛说;所谓“无作者”,亦即因缘所成法,无固定对象、地点与时间。所谓“空”者,须依假名而立;离去假名,亦无所谓空与不空。所谓“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依空假中立一乘行”,便是此理。当然,从有学位的修习次第(尤其是参禅)上讲,对于苦、乐的观想,还是很有必要,因为,我们毕竟不能一步到位。(7月22日)

更新于:2020-04-11 1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