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赞法师：以法为本科学管理和谐发展

佛教与社会运动释昭慧

一、前言

笔者以一介佛教比丘尼，从事社会运动，行之有年，从未离开“争议性人物”之角色。争议性，大概就是社会运动者的宿命吧！许多佛教徒与社会人士都认为：出家人就是要修心养性，参禅念佛，何苦沾惹俗尘？也有人虽认可佛弟子之社会关怀，但这所谓的“社会关怀”，似乎也只止于“慈善救济”，可见其行动之正当性，有待阐述。

什么是社会运动？社会运动的意义是什么？就佛法观点而言，社会运动有没有意义？社会运动是不是可以用佛教所擅长的“慈善救济”以取代之？如果无可取代，那么，佛教从事社会运动，其理论基础何在？行动可以如何因应配合？这些，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在本文中，笔者以佛教徒为主的“关怀生命协会”为例，陈述佛教参与社会运动可能的着力点与操作法。

二、社会运动与佛教

什么是社会运动？简单地说，即是针对既有的体制(这个体制包括了政策和法律)以及思想(包括由惯性思考所产生的行为模式)，作一番体制改革与思想***的运动。这种运动，通常是由一人或少数人启其端，终极目标是将运动诉求具体化而成为新法制、新政策，或是形成新的思想风潮。

在此我们看到了佛教从事社会运动的正当性！

第一、佛陀也是一位社会运动者。在四姓阶级如此严密的古代印度，他可以公然反对种姓歧视，并且在制度面落实“众生平等”的佛法理念，而促使进入僧团的人，不论阶级，一律平等；当时杀生祭祀的风气很盛，他可以无畏于民意主流的势力，而再三强调：祭祀是完全没有效果的，只会增加屠戮生灵的恶业而已。他四十五年的说法生涯，其实就是在面对既有的社会偏见、既有的错误思想、既有的恶劣行为，作温和而坚定的观念挑战，这绝对不只是个人的修心养性，而已是一种社会运动。

第二、大乘佛教强调“严净国土，成熟有情”，这已是将“护生”的佛法精神具体化的行动纲领。一个以创设净土、嘉惠众生为理想的宗教，面对有害于生态环境或众生的思想与制度，如何可以缄默无言，只管打坐？

有时候，社会运动虽在长时间内只是“非主流思想”与“在野政见”，却也会辩证性地使主流思想与法律、政策，产生某种程度的质变与量变。换句话说，社会运动与社会的主流思想、制度，虽然存在着某种紧张性，却不必然是绝对的零和关系。佛教思想在儒家为主流的中国，内化成为中国文化的过程，正是如此。

三、社会运动的体制改造

社会秩序之所以得以维持，是因为有成文法制或不成文的社会惯例，在作监督与调节，有各种的政策在执行、推动，我们不能说：这些法制、惯例或政策是一无是处的，但是，此中必然有一些极不合理或不尽合理的地方——它们可能一开始就已因照顾少数人之利益(乃至侵损其他众生之利益)而显得极不合理，也有可能原先尚称合理，但在因缘变迁以后，就呈现其不合理处。那么，由谁来改变这些不合理的现状呢？由社会运动！在民主政治的机制中，这样的社会运动，经常是透过各种诉求主题不同的非官方组织(NGO: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形成各种压力团体，进而影响法律与政策之制订。

解严以后的台湾，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各自以学者专家冷静的专业知识，结合热情的同愿同行者，形成许多具足民意基础(或是强势少数)之NGO组织，逼令政府与民代不得不接受挑战，而做出符合民意趋向(从而也符合自己的选票利益)之回应。

举例而言：在台湾，过往的“民法亲属篇”，显然反映父权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对女性缺乏对等的尊重与保障。然而透过妇女运动者持久不懈的努力，如今终于修订了新法。又如：透过教改运动的持续努力，教育部终于摆脱老大心态，而将许多运动诉求，逐步化约成了教改政策。像这两项运动，前者岂不正好符合“众生平等”的教义？后者岂不与佛陀教育的“觉者”精神遥相呼应？可惜的是：佛教徒虽有以个人身份参与其中者，却不见佛教团体对妇运的诉求，有什么样的声援。四一○教改运动，则在黄武雄教授的力邀之下，本人与佛教弘誓学院师生，曾经共襄盛举。

再如：笔者所创会的关怀生命协会，曾经串连国内的动物保护与环保生态团体，共同组成“生态保育联盟”，也曾于一九九四至九五年间，强力串连国外之同属性团体，对行政部门施以压力，对立法委员展开游说，从而使立法院通过了民间版的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正案，这远比原官方版带给野生动物更大的生存空间。有鉴于野生动物以外的经济动物、同伴动物(特别是流浪犬)、实验动物，犹在深钜的苦难之中，毫无法律保障，关怀生命协会于是又极力推动“动物保护法”，而经过四年之奋斗，该法案也终于在去(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七日，于立法院三读通过。其中特别是第十条的“反赌马条款”，它使得台湾成为全世界第一个透过立法而禁止赌马的国家。

这两项法案，都有佛教的人道思想之溶入，也都透过佛教徒的主导，凝聚民意力量，而成功地对抗了官僚体系、业者与财团的恶势力，减轻了台湾动物乃至人民的潜在共业。

四、社会运动的思想改造

社会运动的另一工程是思想改造。社会既有的风俗习惯与思想文化，是每一个族群或社群，历经长远的时空岁月，而培养出来的默契和共识，但是这些族群或社群，往往也会因为他们本位主义的“我我所执”，而形成视野或胸襟的局限，以及情感的好恶，于是存在着许多的错误观念，乃至于对“他群”的偏见，诸如：各种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动物歧视的意识形态，这些如果没有改变，会明显或隐约地伤害族群间的和谐，或伤害族群内部弱势者的生命尊严，乃至生存权益。然而这又要透过什么方法给予改变呢？透过社会运动！

举一个佛教深受其害的案例而言：一般人在中国文化影响下，对僧尼都存有一种成见，认为他们是逃尘避世的，是失恋、失意或婚姻不美满，而只好“遁入空门”的；这就是来自于家族本位的儒家文化所产生的社会偏见。自一九八七年开始，笔者常常透过各种传播管道，与社会对话，坚决地要求社会：务必要改变这种对僧尼不公平的刻板印象；并使其明白：出家所须受到的考验，远超乎在家人；心志不坚者无以接受这种身心磨练。这并非心性软弱、逃避现实的人，所堪忍的生活方式。

为何如此不厌其烦，一再纠正这种偏见？原来，社会偏见如果没有办法积极去除，则其必然会影响到世人对僧尼的观感。当世人对僧尼有着“逃尘避世”的成见，怀着轻慢心来看待他们时，僧尼哪有可能正常发挥“令正法久住”的功能？这样，佛法在人间的推动，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了！

五、由少数“先知”到多数“民意”

社会运动来自一群有思辨反省力与道德自觉力的人，他们本身未必是错误思想或制度的受害人，但是基于良知的反省，倘觉得在思想(乃至于词汇的表达)上、在制度上，既有的现状，对某些族群或众生，造成极大的生理或心理伤害，不符合仁慈、公正的原则，他们就会试图改变现状。起初甚至只有一、二人启其端，而显得“先知寂寞”，然而只要他们不屈不挠，不断地将理念传递出去，自可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感召到少数共愿同行者，到后来逐渐说服普罗大众，终成为新的社会共识。

也因此，社会运动者当然不是要“孤芳自赏”，好让他所标示的鹄的，永远显得“高处不胜寒”，而是要集结强大的民意，而形成普罗大众皆能接受的新思潮或新法制。但是一开始，民意绝对不是站在他这边的，这是由于社会运动具有一种“颠覆传统惯性思考与行为模式”的特质，使得它在起步发动时，与奋斗过程中，必然要面对内外势力的敌视、抨击乃至围剿。这就是为什么笔者会在本文开头说道：“争议性，大概就是社会运动者的宿命吧！”

这时，社会运动者如果没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我”智慧与刚强意志，放不下身段，对于称讥毁誉无法释怀，对于威胁利诱无法抗拒，当然极有可能噤声于现有“民意”的强大力量，甚至流于“媚俗”之途。

因此，虽然终极目标是成就新的社会共识，衡诸过往社会运动成功之例，它确实是可以不待此一诉求成为多数民意，只因少数人之坚持，而宣告成功的。

举例而言，华人动不动就叫原住民为“番仔”，叫外国人为“鬼仔”，辱慢其他族群的情绪，流露在语言之间，这就将社会偏见根深蒂固地透过惯用语传递下去，而且令受害者几乎永世不得翻身。台湾的原住民基于某种对语意联想的不快，坚持要求汉民族：不可以称他们作“蕃仔”或“山胞”，而要改称“原住民”。这原是原住民少部分人的力量，结合了汉民族部分有良知、有道德感的知识份子，透过舆论的传播，使大家产生共识：“不可以用别人不愉快的称谓称呼对方！”此一由少数人发起的“正名运动”，正是成功的社运范例，如今在台湾，已罕见“山胞”的称谓，更少人敢冒“用别人不愉快的称谓称呼对方”之大不韪了。

同样是对称谓的“感冒”，华人对佛教女出家人老是爱称作“尼姑”，笔者就积十年之久，不断提倡正名运动，捉住任何机会，请他们改称作“比丘尼”或“尼师”，这不是对于假名言相有何执着，而是严厉谴责“尼姑”二字所涵藏的暧昧与歧视。老实说：“尼”与“姑”二字拆开来看，均无不敬之意，但合在一起，会让比丘尼们产生深刻的不快，就是因为其语意已透出歧视佛教女性的气息。

六、社会运动与自力救济、慈善救济之分野

社会运动并不等于自力救济，自力救济是因为自己或己群的权益受到干犯，于是自己单独一人，或结合其他受害人，做些示威、游行、静坐等等抗议的动作。诸如：拒绝把垃圾场或焚化炉建在社区之中，抗议某一工厂排放污水、排放毒气，抗议公司对员工不合理的待遇与资遣……等种种抗争活动，皆属自力救济。

自力救济在行动的手段上(正当示威)，乃至目标的诉求上(如环保、劳运)，也可能与社会运动雷同，但动机却迥异。因为它的原动力不是来自公理正义或人道精神，而是来自维护自己或己群之权益的需要，于是，尽管表面上可以雷同，但社会正义面是不够的。

慈善救济也不等于社会运动。许多偷懒的政府，极乐意培植慈善机构，好在征税之外，以另类方法吸取民间资金，可是却吝于把预算多分配一点到社会福利的支出上。佛教从事慈善救济的贡献，不容抹煞，然而在台湾，佛教的慈善救济倘若没有社会运动为辅，很可能会产生“延缓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副作用。企业界也乐意把他应付的税金透过各种方式节省下来，转赠到慈善团体之中，因为当他们这么做时，无形之中已打了企业形象的广告。

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于政权的收编与财团的牵制，慈善团体在普世都有一种性格：再也没有勇气去质疑政权的不当政策，与财团的不当牟利——即使那些正是“违反慈善而导至生民受害”的罪魁祸首。所以慈善救济虽有客观的存在价值，却没办法取代社会运动。

七、社会运动与民主政治

佛教社会运动的从事者不必然要从政，甚至最好是放弃从政，因为一旦从政，就很难不“顺应民情”以获取政治的利基，而社运工作者却必须维持“不被当前民意所左右”而“甘为少数”的心态，这与政治人物的心态，何啻天壤之别！

然而社运与政治之二者，也绝对不是两条永无交集的“平行线”，因为社会运动正足以补民主政治之不足，而成为金权政治的监督、批判与遏止者。民主政治由于在操作上必须采用“间接民主”，有心从政的人想要推销自己给选民，容易使用大量金钱来包装自己的形象，并予炒作、行销，推广自己的知名度，争取群众的认同感。这种操作过程，经常无可避免地要面对金权政治恶化的难题。为了不让利益团体和政权结合得太紧密，社会运动团体可以(也有这个能力)运用其专业知识的敏锐度，盯紧政权与民代，检视法律与政策，看他们是否只顾财团业者的利益，而不惜伤害人民、伤害弱者、伤害动物，甚至伤害到整个生态环境。倘若有之，他们会持续给政府施压，透过群众运动，透过公听会、座谈会或记者会，总之，要让政府不得不注意到这股力量与这些声音，而必须在政策或法案上，作若干的调整，这就是社会运动在民主机制中的贡献。

一九九三年，关怀生命协会成立，作为创会的社会运动者，笔者坚持绝不从政。在不瓜分权力大饼的前提下，笔者可以与民代不形成竞争关系，而站在超然位置，为单一法案而游说三党(与无党籍)立委。

举例而言，政府推出“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正案，将野生动物开放给业者饲养、繁殖与买卖，这在以各种野生动物拿来“食补、药补”的社会，当然符合业者的巨大利益。当时协会就结合其他保育、环保团体，推出民间版的“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正案，并请现已过世的***立委卢修一先生提案。民间版与官方版的最大不同就是：不主张开放野生动物的饲养、繁殖与买卖。

我们善巧运用媒体，以形成舆论的力量，结合清流学者、民间团体以及清流立委召开一次又一次的公听会，并结合国外的动物保謢与生态保育团体，共同向政府施压，于是蔚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民间力量。那时候，正好美国运用“培利修正案”，要制裁台湾的野生动物产制品进口，华盛顿公约组织也盯紧了台湾。在内外交相施压的情况下，政府不敢完全照顾业者的利益；协会甚至逐一探访立委或立委助理，使其明白官方版与民间版的差异，从而支持民间版。

最后，整个法案是以“民间版”为主轴(由于诸股力量制衡，所以法案内容当然还是稍有妥协)而获得通过的。这通过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除了更嘉惠野生动物之外，我们将可以看到它对台湾未来十数年、二十年乃至上百年生态环境的影响。

三年前，口蹄疫发生的时候，全国病猪共计约扑杀四百万头，这是政策错误的例子。真正的病猪并没有那么多，但是为什么它们死得那么惨？原来，当口蹄疫发生以后，全台湾的猪肉滞销，肉价下跌，外销的肉品又运到台湾。农委员面对猪农的压力，只好用纳税人的钱来收购口蹄疫病猪。有些养猪场恨不得他家的猪都得到口蹄疫，好领取农委会的补助金。整个舆论的导向，都是“只看得到肉价，却看不到猪的痛苦”；猪只惨死的新闻画面之后，紧接着就是政府官员在大啖猪肉，强调“吃猪肉，爱台湾”。

这种行为背后，隐含着“财产权大过生命权”的价值观，以及“凡是碰到障碍物，就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心态。这种观念与心态倘或不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因为我们都可能成为别人获得财产、名利、权力的障碍物。

当时中研院社科所的钱永祥先生与本人，都分别在中国时报的意见广场发表文章，以人道主义者的立场，在主流舆论之外，提供另类观点，以刺激社会的思考。协会并立即向农委会施压，佛教弘誓学院师生也在台北火车站前展开联署，要求政府：最起码要“人道对待口蹄疫病猪”。这个建议终于被采纳了，电视上才不再出现猪只被集体活埋、被伏特量不足的电击棒触得痛苦哀嚎的残酷镜头。

由此亦可窥见社会运动的价值。它不断地盯紧并质疑恶劣的法律与政策，也提醒社会：可怕的偏见会把社会带到怎样的一个情境！于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以“自利利他”为理想的大乘佛教，为了整个社会好，一定要支持社会运动；为了个人好，最起码也得学会自力救济——总不能任令错误的法律与政策延续下去，祸延子孙。

八、结论

社会运动一方面要监督政府，减低政策错误的机率，甚至于要改变恶法；另一面要面对群众，帮助群众抛弃成见，更正错误的思想与行为模式。如果社会运动的目标明确，手段是非暴力的，其实就是在实践以“护生”为本的佛法，以及“严净国土，成熟有情”的大乘佛法。

社会运动的议题非常多，作为一个佛教徒，时间、精神、能力都很有限，不可能加入每一个社会运动议题的行列；但是，看到前述关怀生命协会推动法案的例子，佛教徒应可受到鼓舞，承担起改造社会的责任。下手要怎么做呢？笔者的建议是：视整个社会的需要，衡量自己对佛法的理解程度，斟酌自己的兴趣和意愿，投入某一种社会运动，并且死生以之。实际参与这种菩萨大行，会更亲切地以生命印证菩萨道的尊贵！

发表于“台湾人国是会议”研讨会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