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金玉：合众以成丛林马祖道一禅师纪念

马祖道一禅师像(资料图)

禅林广传“马驹踏杀天下人”的公案。据禅典载，马祖道一的老师南岳怀让曾得到六祖慧能大师预言：“向后佛法从汝边去，马驹踏杀天下人。”这一“马驹”，便是我们要说的马祖道一禅师。这一故事虽是禅林日后的传说，但从中透露出的宗派信息却是真实的。葛兆光先生指出：“如果从禅宗史和禅思想史两方面综合考察各种资料，我们也许会注意这样一个结论，即马祖道一及其门下弟子与神会一样，是六祖惠能之后南宗禅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而马祖禅活动的中唐才是禅思想史上的真正的大变局”。马祖的丛林制度创新与改革是成功的，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而禅宗的辉煌与延续最后亦由马祖一系来担当。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佛教本土化的必然。

在禅居方式的演变史上，如果说由道信、弘忍的东山法门彻底改变了自达摩以来岩居穴处、游化为务的独处隐修方式，使聚众定居、共同修道成为可能，为禅林模式的确立奠定基础，中国禅僧的修道生活由此发生了划时代的根本性改变;那么至马祖、百丈的洪州禅就使这一丛林制度走向规范，形成规模，僧众行止有序，寺院道风井然，使禅居方式成为中国佛教僧团百世不替之定式。禅居方式的变革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从外部来说，禅僧行无踪迹，动无彰记，随其所止，游化为务，这不仅使僧人弘化难以展开，极大地限定了佛教的教化之功，同时这样的生存方式更成为社会稳定之隐患，引起当政者的高度警觉;从内部说，隋唐之时，禅僧皆寄居律院，其修持理念行事多与法制不合，既不得别住，而龃龉时生，甚觉不宜。加之，师徒之间单传心法，秘不示人，禅修者失去大众交流、薰习增长的氛围。马祖乃“合众以成丛林，清规以安禅”，由是宗门益盛，转化无穷。所以马祖丛林建设实是中国传统社会对佛教僧团适应性之要求与中国佛教内部矛盾变革的双重结果，体现了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禅宗史上，马祖道一及其门下所开演的洪州禅可以说是最为扣人心弦的一浪。马祖一脉以“平常心是道”为旗帜，在修行宗旨上将六祖慧能以来所倡导的于境上无念、无著的思想真正落实为“即心即佛”的无修之修;在授徒传法方式上更是惊世骇俗，以喝、打、竖拂、画地等方式随机开示接引，将破除言相、截断情解的理念推向极致，其流风余韵令日后禅门弟子呵佛骂祖，棒喝交加，史家评其宗风为机锋峻峭，大机大用，卷舒擒纵，杀活自如。马祖系凭此独特的修行理念与修持方式，法海横流，枝叶繁荣，中国禅宗至此而大盛。

马祖(709—788)名道一，俗姓马，禅林尊为马祖。汉州什邡(今四川什邡市)人。马祖容貌奇伟，传记说其“生而凝重，虎视牛行，舌过鼻凖，足文大字。”他幼年依资州“唐和尚”处寂门下出家，从渝州圆律师受具戒。后闻六祖慧能弟子怀让在南岳衡山般若寺开演顿法，遂于开元年间，至南岳就怀让习曹溪禅法，言下领旨，密受心法。在多种禅典中记载了“磨砖作镜”的悟道因缘。道一于怀让处侍奉十年，潜心学法，一直至开元、天宝之际，才离开南岳。初止于建阳(今福建省建阳县)之佛迹岭，未久，迁至临川之西里山与虔州龚公山。大历年间(766—779)，北上洪州(州治在今江西南昌)，驻锡开元寺，是时学者云集，化缘大盛。贞元四年(788)正月，登建昌(今江西靖安县)石门山，经行林中托付后事，于二月初一日示寂，世寿八十，塔葬于建昌石门山泐潭寺(今宝峰禅寺)侧。道一的言行，后人辑有《马祖道一禅师语录》(又称《大寂禅师语录》，收入《古尊宿语录》卷一)、《马祖道一禅师广录》(收入《四家语录》卷一)各一卷。

《祖堂集》说马祖：“说法住世四十余年，玄徒千有余众。”在这漫长的弘法岁月里，各僧传记载其行履所至，皆聚徒说法，创建丛林，开辟了一处处弘法道场。禅林中至今留有“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的传说。丛林建设的意义在于禅僧禅居方式的调整与变革，而禅居方式的变革并不仅仅表现为禅僧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涉及到僧团内部一系列制度的变更。马祖在闽、赣四十余年的丛林建设实践过程中，其实在较广的范围与较深的层面对佛教的中国化进行了探索，其制度方面的变革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制度

佛教初传中国，其所遭遇到的最大阻力或责难在理论层面上便是伦理观念，而具体呈现出的实践层面便是可闻可见的制度样态。如乞食是原始僧团实施的主要制度之一，但这一制度在中国始终没有很好地实施过，这和中国的国情及文化背景有关。印度文化，向来敬信沙门，中国文化的民情风俗，与印度迥然有别，除了贫而无告、沦为乞丐者，即使如隐士之流，也是靠自己躬耕畎亩而得衣食的。那种不事生产、以乞食为主的生活方式，不但不受以农立国、以勤俭持家的社会风气所欢迎，反而，引起知识分子与朝野的反感。

为了应对这一社会现实，中国僧众被迫或有意识地来改变僧团的生活方式。马祖在江西创立数十处道场，聚众授徒，建立集体劳作、共同参修的制度，从而奠定禅宗发展基业。经济制度的变动从源头上解决了禅僧流动不居的生活习性，从物质上保证了禅僧生活上的自给自足。“佛教集团或是中国寺院不再依赖任何其它资源，但凭他们自己的力量，这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确是一个大转变。”

2、教育制度

丛林的建立宗旨在于为禅僧提供一处安心修道之所在，因此丛林的根本是以修行为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丛林便是一个学修中心。

曹溪门下高扬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强调佛法妙理，非关文字。马祖道一对于教相的破斥，主要是打破那种不求明心见性，只是一味拘泥于文字解析的习气。这虽然说也是对早期禅门对于经教态度的承袭与引申，但其极度的夸大与强烈的批判使其禅风与早期禅法形成鲜明的对比，单向度地发展了禅宗否弃经教的一面。有学者认为，“洪州禅的诞生，意味着在‘早期禅’那里还是伏流的离教内证倾向，已经充分地明朗化、公开化了，由此中国禅走向了一个新的时代和境界。”马祖的教学方法并不是死搬硬套传统佛教的条条框框，而是应机接物，变化无方，体现了教育方式的针对性、灵活性。他打破传统桎梏，对接机方式大胆创新，采取脚踏、拳打、画地、竖拂、棒喝方法，令学人截断情解，悟得本心。

如脚踏：水老和尚问马祖：“如何是西来的的意?”祖乃当胸踏倒。师大悟，起来抚掌呵呵大笑云：“大奇!百千三昧无量妙义。只向一毛头上，便识得根源去。”乃作礼而退。

掌掴：法会禅师问马祖：“如何是西来祖师意?”师曰：“低声近前来。”僧便近前，祖打一掴曰：“六耳不同谋。”

打：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便打，乃云：“我若不打汝，诸方笑我也。”

喝：百丈谓众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再蒙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眼黑。”

画地：有僧于师前作四画，上一长下三短。问云：“不得道一长三短。离此四字外请和尚答。”师乃画地一画云：“不得道长短。答汝了也。”

这些方法其实就是取自日常生活的师徒交流之间，有学者指出：“禅宗将这些做法用到师徒之间传授禅法，传递某种信息，彼此交流参禅心得和悟境，充实了以正面言教为主的传统佛教的传授模式和交流方式，从而使禅宗丛林生活带有一种吸引世人注意的粗犷气息和朝气。”这种交流方式充分表达着禅者的一份自信与洒脱，时时事事都在提醒着自性的圆满具足。这种接机形式，“其成就不在于思想上有何发展，而在于造就了一种强烈的时代氛围。这个氛围概略说来，就是对于佛祖乃至一切精神束缚的普遍怀疑、否定倾向，就是个体精神对于自由的强烈追求意愿，最终完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局部的思想解放运动。”

我们细检马祖语录及其弟子传记，会发现在实际的禅林生活中，马祖的接引方式更有坐禅、上堂、小参、入室请益等多种形式。马祖就是以这样的气度来创造着禅林新的接引方式，而这样的方式几乎成为日后禅宗后人竞相承继的不变定式。

3、管理制度

自达摩以来禅修者皆随其所止，游化为务。然至隋唐之时，由于国家宗教管理政策的加强，僧团置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僧众不得随意游方，多居住于律宗寺院，或律寺中的别院，并须依律例行事。《大宋僧史略》记载：“达摩之道既行，机锋相沟者唱和，然其所化之众，唯随寺别院而居，且无异制。”可见禅僧住于律寺或别院，在生活方式上多受约束，这样才出现“合众以成丛林，清规以安禅”的现象。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谈到丛林管理制度，多以怀海《百丈清规》为中心，对马祖之贡献涉及不多。其实，准确地说，正是马祖道一与百丈怀海这一对师徒，开启了禅宗丛林清规制度的中国化。丛林清规的创设，应是马祖与弟子百丈共同完成的。

马祖别立禅居与传统寺院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其大众共修、参禅悟道的宗旨却与传统寺院相同。这样脱离官寺控制所独创的禅林，就需要在传统戒律与僧制之外另行创立一套规范化的可以摄受僧众、安心修禅的制度，使修禅者有自己的规范可守。依目前学界对“百丈清规”的研究，其制度管理层面的创新主要有：

(1)修持理念方面：“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时，皆以“不立佛殿，唯树法堂”为施设原则，彻底的将禅行者直接引向内心的修证。

(2)丛林组织方面：尊“长老”为一寺之主，相当于“住持”，必须道高腊(戒龄)长，具道眼者，方堪担任。“长老”以下，设十寮舍，以安置全寺僧众，并各请“首领”一人，及“职事”数人，纲维僧众生活，领导大众修行。后世“丛林四十八单”的形成，即源于此。

(3)日常行持方面：“合院大众，朝参夕聚”，由“长老”上堂说法，“宾主问答，激扬宗要”。每逢此时，徒众必须“雁立侧聆”。

(4)生活方面：全寺唯“长老”一人可居住单间“方丈室”，其他“学众”尽入“僧堂”。僧堂内设“长连床”，供学众坐禅、寝息。日常饮食，以粥为主，人人有份。若有犯“清规”者，由“维那”检举，“摈令出院”。

(5)行普请法：即集体从事生产劳动，自给自足。当时百丈怀海禅师以身作则，下田耕作，直到年老，仍然持作不辍，遂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名言传播寰宇，成为后世佛教典范。

马祖道一禅师泥塑(资料图)

马祖的丛林建设不仅修正与吸纳了从达摩至道信以来禅僧生存模式方面的成败得失，更为百丈怀海以后的丛林建设指明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为中国佛教丛林制度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综合以上分析，其禅居改革的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丛林建设的广泛性：

从达摩以来，禅修者大多是“行无踪迹、动无彰记”，并没有固定的传教场所，以致“法匠潜运，学徒默修”，至道信时则是“择地开居，营宇立象”，来建立弘法传教基地。马祖继承了道信以来创建道场的传统，但他与道信、弘忍、慧能选择一处作为弘法传教基地不同，而是在自己弘法之地大范围地建设“卫星丛林”，使原有的弘法中心成为一个个强大的辐射源，将禅法不断地向四周扩散。如果说弘忍在禅宗承传法统上打破了“一代一人”的模式，实现了人事上的多头并弘，那么马祖在丛林建设上的变革就是实现了弘法基地的遍地开花。众多丛林的建设，更使门下交流成为可能，发扬了禅僧喜爱云游参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克服了因交通不便所造成的消息闭塞、影响力受阻的困难，使禅法的弘传无远弗届，也使独立个体的弘法变成团体的集群效益。杨曾文先生对此评价说：“8世纪后期至9世纪中后期的一百多年的期间，是南宗迅速兴起的时期。在这期间最引人注目的宗教文化现象是南岳怀让—马祖禅系和青原行思—石头希迁禅系从湘、赣两个流域崛起，迅速传播到各地，并且在各地形成很多传法中心。成为后世禅宗主流的禅门五宗正是从这些传法中心中逐渐产生的。”若从组织形式来看，马祖丛林建设，构筑了洪州禅系独特的传法网络，形成颇具规模的经营格局。

2、教育制度的灵活性：

在接机教化的方式上，马祖因材施教，对以往繁琐固定的禅修形式进行了大幅度修正与简化。在接引弟子手段方面，否弃语言文字名相，采取暗示、隐语、反诘等这些特殊方式诱导学人悟入自心，有时甚至采用较为极端化的踏、打、喝等动作来截断学人情思，令人当下醒悟。其实这些接引方式的缘起，是与其丛林设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马祖所创立的多数丛林，皆为独具山居特色的小道场，马祖在这些简陋的茅蓬、岩洞里接众，不可能像在正规大寺院那样开演讲授。马祖的接引方式只能是师徒的日常生活的情景展开，随缘度化。加之在这样的山居方式中，师徒之间上下均力，共同劳动，许多接引对话其实就是这种劳动场景的再现，而在这样的劳动场合中，又会有很多不可重复的具体机缘，从而导致马祖接引方式的灵活运用。同时，只有在这些行住坐卧中产生的“接机”，才使其“平常心是道”的宗旨得以现实的诠释。马祖门庭广大，弟子众多，龙象辈出，所以禅机层出不穷。据《景德传灯录》所载，如道明吐舌、麻谷掀禅床、宝彻翘足、智常斩蛇、普愿斩猫、从谂放火等等，都是马祖这一灵活接机方式的运用与展现。

3、管理制度的创新性：

马祖时代，佛教面临着内外文化形态与修持理念的冲击。其时，儒、释、道三教俱已成形，并各自拥有庞大的信仰队伍与雄厚的道场经济，三教相争、诸宗竞立的情形较为激烈，愈是在发展壮大，矛盾冲突也愈分歧历然。马祖独辟蹊径，别立禅居，将自己的徒众拉出这一是非纷争之圈，将自己的修持理念在自己的弘法地盘上得以落实，把自己的丛林建设蓝图在独特的禅修风格中得以实践。马祖所创丛林，其禅居形式，既别于达摩一系的岩居穴处，也不同于道信门下的独家经营，而是如星火燎原，遍及各方。其内部管理机制，如共同作务，上下平等，在僧团中均有原创意义。这种制度既是对印度佛教戒律和僧侣日常生活的重大突破和改造，也是对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的自觉回应。马祖的这一劳动实施已奠定农禅合一的修行基础。

4、禅修生活的简易性：

马祖禅“平常心是道”的主张，把禅引向了生活化、行为化。方立天先生指出：“洪州宗赋予寻常生活实践以新的意义，同时也把禅修转移到了日常生活、日常行为轨道上来，这是一种生活化的禅，行为化的禅，是生活化的佛教，行为化的佛教，这种强调在最平常的世俗行为中体现了佛性作用和洋溢着禅味的主张，为佛教实践开辟了新天地、新途径，使禅在日常行事的自然运作中充分表现出生动、活泼、自然、质朴、灵活、幽默、娴静、奇峭等多恣多态的风采。”马祖认为，道不属修，修成还坏。因为起心动念，扬眉瞬目，所作所为，皆是佛性全体大用。所以，马祖在回答百丈怀海所问“如何是佛旨趣”时，直截了当地说：“正是汝安身立命处!”平常的生活就蕴涵着佛法大意，行住坐卧，举手投足，处处是道场。所以禅修就变成为“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

从佛教初传之日起，中国的僧众就面临如何寻觅出一种符合国情民俗的生存方式。以学术界一般认可的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至马祖生活的唐代中叶(约当八、九世纪之期)，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大量吸收儒道思想以及接受民俗影响，从理论形态至戒律制度都已有了巨大的变异。在中国这样一个宗法社会里，马祖所创立的丛林更像一个和睦相处的大家族，在一个家长的带领下，全体家庭成员修房种地，集体生活、集体生产、集体修行，寓修禅于劳动之中，经济统一支配，不得有私人财产。“僧团在实际上牵涉到一种‘家’的变易——从他们的血缘关系的家，转而为寺院的家。”这种家族式寺院的发展，将佛教的僧团扩大了。扩大了的佛教集团需要更多的空间，这样更多的连锁寺院就大量兴起。所以日后中国寺院大多沦为宗派道场或子孙丛林，是有其伦理层面的必然性的。有学者指出，这一禅修方式正是“把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紧密地结合到僧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来。这一变革与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结构得到进一步的协调，从而获得生命力。”同样，马祖道一与百丈怀海的创丛林、立清规，毅然改制，诚然是由于他们气度雄伟、见地超群，但更多的也是适应时势机运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