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法师：佛教与心理学

中国佛教放生习俗的渊源及其流行

南京大学哲学系 圣凯法师

放生习俗的开展，成为宋代以后佛教深入社会的重要传统之一。放生习俗的形成，既有佛教戒杀护生的思想根源，同时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动。南北朝以来，在皇权贵族的支持下，逐渐以天然海湾为放生池的屏障，形成中国佛教的放生习俗；宋朝以后，僧人在寺院设置放生池，供民众放生，使放生习俗深入民间。明清以来，云栖祩宏修订放生仪规，成立“放尘会”，积极提倡放生。

一、放生习俗的渊源

先秦时期，孔子以舜为好尘榜样，强调环境保护；孟子则强调恻隐之心，并以仁义思想启发梁惠王，《吕氏春秋·异用》、《列子·说符》等已经开创戒杀放尘的风气。佛教传入汉地后，昙无谶译《金光明最胜王经·流水长者子品》为佛教放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商汤之所以讨伐成功，除了擅用万物之外，更懂得珍惜生灵，不让一切生命被赶尽杀绝，其治国所行仁爱之风，山“成汤解网”事迹可见一斑。《吕氏春秋·异用》记载：

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吾网。”

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也?”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

作网罟，今之人学纡。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

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其三面，

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

成汤仁民爱物，强调放尘为上合天心，下顺民意，仁君不忍见猎人四面布网，有违上天好生之德，于是去除三面，仅存一面：并更改祝祷词，化杀戾气为和祥之气，表现了统治者若行放生将比杀尘较易获得民心。

“成汤解网”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莲池《戒杀放尘文》仍然引用其故事。《列子·说符篇》记载了“周简子正旦放生”的故事：

邯郸之民，以正月元旦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

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

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然。”’山此可知，邯郸在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风俗，但是民间放生主要是表示对生灵的恩惠，先捕生灵然后再放之，则功过难以相抵。当时，周简子听众门客劝导，将“捕物放生”的作法改为“禁民捕捉”，这是中国禁止屠钓的早期记载。

春天生物滋长，古人已有保护生物措施，《礼记·月令第六》说：“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牡，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天、飞鸟，毋麛毋卵。”：在春天万象更新之际，切勿伐木营生、覆巢嬉戏、残害幼苗等，否则有失大地万物生存之道。

“成汤解网”和“正旦放生”说明了放生习俗在中国文化具有深厚的思想背景。昙无谶译《金光明最胜王经·流水长者子品》为佛教的放生提供了自身的资源，内容简录如下：

流水长者子不忍鱼为日所曝，乃求其国王，与以二十大象，暂往负水，济彼鱼命，

王允其请。长者子乃及请二子，至象厩中，随意取二十大象，双从酒家多借皮囊，往决

水处，以囊盛水，象负至池，泻至池中，水即弥满，还复如故。流水长者子救起濒死之

鱼，予之水、食，为其解说大乘经典，诸鱼闻经后，皆生忉利天。’

《流水长者子品》对佛教的放生习俗具有重要的影响，如十二因缘法、诸佛菩萨圣号、放生功德偈、放生程序、放生仪轨等。流水长者子救鱼放尘的情节，增进了中原人士对佛教放尘思想的理解，更易于接受和传播。

儒家的放生思想源于恻隐之心，如“子产畜鱼”等具有影响力。所以，佛教的放尘结合了儒家的号召力，能够顺利推行于民间。

二、宋以前的放生活动

南北朝以来，放尘习俗逐渐流行。北魏献文帝下敕，勿用牲畜祭祀天地宗社，每年活七万五千牲畜的性命。北齐文宣帝实践佛教的慈悲教法，积极断绝肉食。天保七年(556)五月，文宣帝认为肉食是违反慈悲，故不食肉。天保八年(557)四月庚午颁诏禁取虾、蟹、蛤、蚬等，只准捕鱼；同月乙酉，不论公私禁绝以鹰、鵄猎狩。天保九年(558)二月下诏，限令在阴历十一月和一月准许烧野，此外一律不准用火。、

梁武帝撰写《断酒肉文》，下敕以蔬果为宗庙祭祀用品。而且，梁武帝造十三无尽藏，实践放生与布施二科。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序》说：

别敕至到张文体， 日往屠肆命切鼎俎，即时救赎济免亿数，以此为常。文休者先为

运吏，辄散运米与贫民，应入大辟，上愍其一分，恻然不许。非唯赦其重奉，乃加以至

到之目，既非凭暖之市义，又无汲黯之请罪。人微宥重，过于昔时。文休既荷嘉贷，未

尝暂怠， 日中或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飞，击鼓扬幢，负担驰逐，家

禽野兽殚，四生之品，无不放舍焉。是时朝臣至于民庶，并各随喜。

梁武帝命令张文休每天去屠宰场，买下即将被杀的生物，然后放生。王公贵族以及市民受梁武帝的影响，积极参与、推广放生。

梁元帝(55l—554在位)下诏建立放生亭，并且撰写《荆州放尘亭碑》：

鱼从流水，本在桃花之源；龙处大林，恒捻浮云之路。岂谓陵阳垂钓，失云失水；

庄子悬竿，吞钩天饵。虽复元龟夜梦，终见取于宋王；朱鹭晨飞，尚张罗于汉后。譬如

黄雀伺蝉，不知随弹应至；青鹤逐兔，讵识杠鼎方前。北海之食，鹦鹉未始，非人西王

之使传信，谁云贱鸟。故知鱼鸟之观，俱在好生。欲使金床之膈更返，街阳之侣，雪山

之鹿，不充食萍之宴。

梁元帝将古人好生的典故重新整理诠释，显出他怀仁心以治天下，广收教化民心之功效；

陈宣帝太建十三年(581)，智颢劝请陈宣帝下诏禁止采捕。智颉目睹民众以捕鱼网罟相连四百多里，于是购买江海弯典型段为放生池：并且为渔民讲《金光明经》，渔民闻法改行转业，好生从善，并献临海江沪溪梁六十三所，达三四百余里，为放生池，徐陵树碑阐明因缘。

时至唐代，放生习俗非常盛行。《续高僧传·道胄传》记载，道胄于诸州建造放尘池一百余所，多有灵感。’“安史之乱”后，政局动荡不安，人心惶惶，民生凋敝，饥荒四起。唐肃宗于乾元二年(759)下诏，设立放尘池八十一所，从山南道、剑南道、黔中道、荆南道、岭南道、江西道、浙江道诸道，一直到升州的江宁、秦淮太平桥及临江带郭上下五里，颜真卿撰《放生碑文》。诏书中所谓的临江海一带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与智颉以天然的海湾为放生池屏障之形式相雷同。

三、宋代放生习俗的流行

宋代以来，放尘在朝廷的推动和民众的参与下更是盛行。宋太祖下诏民间二月至九月，不许采捕弹射。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杭州天竺灵山寺慈云遵式上奏朝廷，以西湖为放生池，而且自制“放尘慈济法门”。《佛祖统纪》卷四十四说：

． 宰相王钦若出镇钱唐，率僚属诣天竺灵山，谒慈云法师遵式，请讲法华。叹曰：此

道所未闻，此人所未见也。即为奏锡天竺旧名。师奏请西湖为放生池，每岁四月八日，

郡人会湖上纵鱼鸟，为主上祝寿。

放生为慈悲济世法门，为求皇帝延年益寿、长命百岁，所以恳求皇帝于每年四月八闩佛诞节时，大行放尘会，为天子祝圣，获得恩准。

《金园集》收录了遵式的《放尘慈济法门》，在序言的开篇说：“儒冠五常谓之仁，释御四等谓之慈，皆恶残去杀，推惠广爱之谓也。然后果五福之曰寿，证四德之日常，实唯不杀，放生之大统也。”“这是以放尘融合了儒家的“五常”和佛教的“四无量心”。遵式以叙山、呪水、请加、归依、称佛、说法、忏愿七章，制订了放尘的仪轨。

放生的流行不仅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在宗教信仰上获得灵感。守尚书屯田员外郎知越州诸暨县事潘华撰《梦鱼记》，潘华依《普贤观经》，令人不得捕池沼江湖内鱼。景德四年(1007)，潘华奉诏还阙，梦江湖中鱼哭泣。’这种灵感故事的流行，说明了放生在宋代的盛况。

天圣三年(1025)，四明山延庆寺知礼亦奏请在佛诞节放生，为皇帝祝寿，并请求以南湖为永久放生池。知礼为了使放生法会顺利进行而制订放生仪轨，并撰《放生文》以定其仪轨，当时的枢密使刘均奉敕为此撰写碑文，记载这种盛事。

遵式、知礼奏请皇帝赐放生池，显示了僧人主动影响皇帝；而天禧元年(1017)，宋真宗下诏重修放生池，并禁止在淮州郡淮水上下五里内捕鱼，这可能是受当时修建放生池风气的影响。欧阳修撰写《跋放生池碑》，显扬宋真宗对万物的恩德：

右放生池碑，不著书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处处有之，王者仁泽及于草木昆虫，使

一物必遂其生而不为私惠也。惟天地生万物所以资于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为之节使

其足用而取之，不过万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传曰：庖牺氏之王

也，能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为网罟，以佃以渔，盖言其始教民取物，资

生为万世之利，此所以为圣人也。浮屠氏之说，乃为杀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 其言，则庖牺氏遂为人间之圣人，地下之罪人矣。

宋代的放尘习俗延续了唐朝，并且扩展到民间百姓的生活中。

各地放生池的兴衰，亦是当地佛教发展的盛衰。自从智颉首创放尘池以来，当佛教兴盛时，如唐肃宗、宋真宗则下令扩展放生池；当佛教没落时，放生池则成为捕捉鱼族之区。

四、明清佛教的放生习俗

随着江南社会经济的繁荣，临近江海的杭州、宁波一带，盛产水产，民众喜好进食，加速水产和肉食的消耗；同时，江南蚕丝业发达，势必伤害许多生命。针对江南社会的生活方式，明清佛教界积极提倡放生，尤其是云栖祩宏，如憨山德清《云栖莲池宏大师塔铭》所说：“极意戒杀生，崇放尘，著文久行于世，海内多奉尊之”，对明清佛教界影响极大。

“戒杀护生”是佛教生命观的重要体现，云栖祩宏提出“畜生有佛性”、“畜生有知觉”、“畜生能轮回往尘”、“畜生也会伤心痛苦”等思想，试图改变社会民众对动物的观点，以达到戒杀扩生的目的。祩宏从“凡厥有心，定当作佛”的佛性论出发，表示动物念佛亦能往生，他在《阿弥陀经疏钞》说：

善男子女人者，善有二义：一是宿生善因，一是今生善类。男女者，通指缁素利钝，

及六道一切有缘众生也。……又鬼畜地狱，雌雄牝牡，亦可均名男女。但念佛者，俱得

往生，是通一切众生也。

祩宏将“善男子善女人”解释为“六道一切有缘众生”，畜生有心可以“以念生定”，畜生亦具有生成佛的可能性，这是从修行解脱的角度提升了动物的生命地位。既然动物与人类的佛性是平等，杀害动物则是“以强凌弱”的非正义行为。如《竹窗二笔·杀罪》说：“据含灵皆有佛性，则蚁与人一也，何厚薄之足云?如其贵欺贱，强陵弱，则人可杀而食也，亦何厚薄之足云?”：祩宏强调人们应该无有厚薄、平等地对待动物。

其次，祩宏强调动物与人一样，亦有感情和知觉，以此劝导不杀。《竹窗随笔·汤厄》说：

予见屠酤之肆，生置鳖缮虾蟹之属，于釜中而以百沸汤烹之，则谕之曰：彼众生力

弗不汝敌，又微劣不能作声音。若力敌，则当如虎豹瞰汝；若能作声，冤号酸楚之声当

震动大千世界。’祩宏是从汤烹动物的情形，让人们去想象动物的痛苦，“不忍其痛”从而达到戒杀护生的目标。另外一方面，动物刃；有亲人，不愿意同亲人分开，如世间父母爱好，“一切禽兽亦各爱其子”。

祩宏劝导民众反思自己的生活与感受，想象动物亦有类似的感受，从而引发同理心、同情心、不忍心。在《戒杀放生文》中，他要求民众在尘日、生子、祭先、婚礼、宴客、祈禳、营生时都不可以杀生。而且，祩宏用因果报应故事，形象地阐明戒杀放尘的功德。同时，戒杀放生不仅是慈悲心的体现，更是得尘净土的法门，如《戒杀放尘文》说：“净业三福，慈心不杀实居其一。今能不杀，又放其尘；既能放尘，又以法济令生净土。如是用心，报满之时，九晶莲台高步无疑矣。”这是将戒杀放尘纳入修行法门，从人性的同情引向宗教的解脱。

祩宏不仅宣扬戒杀放生的思想，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于杭州城南北设上方和长寿二放生池，以利十方信众行放尘之善行。依祩宏《重修上方寺凿放尘池记》的记载：上方寺建始于后梁贞明七年(593)，明景泰四年(1453)寺庙衰败，土地被民众占用，仅存十分之一的土地。沈善能居士原来占有土地，嘉靖二十三年(1545)升官，将土地出租，产权留给女儿。他的女儿出嫁王氏后，遵父亲的遗嘱，将土地产权交给云栖寺，于是恢复为僧地。王氏夫妇去世后，当时宋化卿居士听到这件事非常赞叹，便拿钱赠送给王家的子孙，而且定好契约。祩宏在众居士的帮助下，节衣缩食，将上方寺故址赎回。当时，居士们建议在旧址建立寺院，祩宏观察地理形势，修渠疏通湖与土地，建成放尘池；并且修整一座废弃的房子，让两三个诚信的僧人守护修行。‘祩宏在修建上方寺放尘池后不久，又续建了长寿庵放尘池。依《北门长寿庵放生池记》，长寿庵是后唐时期翔鸾院的旧址，年久荒废，祩宏与仁绅募款兴建为放生池。

放生池的修建是一项大工程，在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都需要有大投入。首先，祩宏通过讲经说法传播自己的戒杀放生思想，劝导当时的仕绅接受他的思想。《居士传·虞长儒传》记载：“时宏公方坐南屏演《圆觉经》，募钱赎万工池，立放生社，缁白数万，伽陀之音震动川谷，一时清节之士多与其会，实长孺倡率之。”’祩宏演讲《圆觉经》，于是受到当时仕绅的协助，尤其是虞长儒这样的仕绅领袖宣传，倡导、率领。同时，《北门长寿庵放生池记》记载，居士、比丘、士大夫有的提供金钱援助，有的带来食物，有的亲自参与劳动。

同时，放生池的维持也需要庞大的资金，一方面为居士信众的捐款，另一方面则是寺庙僧众自行挪省供给。如《云栖纪事》说：“云栖在山中设放生所，飞走各类充仞其中；既有生食，众僧复减口以养之；除萏茭，约费粟二百石；城内外放生二池岁费百余金，自来无缺乏。”可见，放生池的修建和维持，是戒杀放生思想、制度、实践融合的结果。

在明代结社风气的影响下，祩宏成立了“放生会”，依《上方善会约》可知有“上方善会”、“西湖放生社”。《上方善会约》规定了上方善会的宗旨、定期、读诵、治供、议论、主会等事项。“上方善会”的宗旨是“读诵大乘戒经，兼之放生念佛，是诸上善人同会一处”，“大乘戒经”是指《梵网经》，可见“上方善会”是一个持戒、念佛、放尘的在家修行聚会。在每月朔望前一日，聚集于上方寺，愿意参加者签名于本上，以记录参加人数，可见是有固定的参会日期。众人到齐后，由一位僧人领众，诵《戒经》一卷，念佛五百声或一千声。诵经完后，饼果三色作茶供；念佛后，饭菜三色作斋供。茶供、斋供的费用山每位参加者各出五分银，由守院僧置办。法会后，大众可以交流佛法义理。对于放尘银，则各各随便出，不拘多少或者有无，或者自己购买宋放生。在“上方善会”的组织里，会首是轮流依次作主，因为会资是固定的五分钱，会首的主要工作是准备香烛茶汤，记录参加的会员。总之，祩宏是希望保持“放生会”的平等、简单、易操作等特点，这样才能久存。

同时，祩宏在四明知礼放尘仪轨的基础上，对《放生仪》进行改造，使其简便易行。其步骤主要有默想、洒水、说法、忏悔、发愿，祩宏最大的改变是在增加了念诵《往生净土神咒》和《十方华严经·十回向品》，是希望休现放生的意义在于回向众生与往生净土。

祩宏在明末结社风气的影响下，凿建放生池、召集放生社团、修订放尘仪轨、制定放尘会约，对佛教的放生进行制度性的建构，从而使放尘成为具有阶层组织、定期定量的制度，从而使放生在精神上符合时代价值、在形式上组织制度化。在祩宏的影响下，放尘盛行于明末清初的佛教界。湛然圆澄、密云圆悟等高僧，以及冯梦祯(1548-1595)、虞淳熙(1553-1621)、陶望龄(1562-1609)等居士，亦多支持放生之业。虞淳熙在西湖组织胜莲社，鼓励社友放尘救众，《武林掌故丛编》收有虞淳熙撰《胜莲社约》。陶望龄、张子云等亦曾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于杭州城南创放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