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人生(国学大师叶曼的思想自传)
国学大师叶曼的思想自传,汇通儒释道的人生大智慧
智慧二字的组成,是日知而心彗。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真正智慧的人,深知人性,了之人生,所以方能宁静淡泊以处事,忠厚仁义以待人,便成为众望所归的大好人。有真智慧的人,方能使人生真平等,真自由,真幸福,真圆满 。有真智慧的人,他的一生消极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俗话说:“我们希望别人如何待自己,我们便如何去待别人。”这便是“智慧人生”
叶曼介绍
叶曼本名刘世纶,祖籍湖南湘阴,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我曾好奇地问她:“你怎么会对经济发生兴趣?”她说:“在那时,目睹民生凋敝,我以为能把国家的经济问题解决,其他俱可迎刃而解,因此选了经济。”她同时投考了两个大学,一个是北大经济系,另一个是师大国文系,结果两处都录取了,只是北大的数学只考得二十几分,原不能取,但胡适先生看到她的国文试卷时说:“这学生一定要取!”就取了个“试读生”,叶曼一见这三个字,非常厌恶,乃舍北大而就师大。在师大上了十几天课,读的尽是些“目录学”、“版本学”,与原来的爱好相背驰,正觉大失所望,北大经济系主任遣人前来向她解释录取经过,并说“试读生”三字,只是表面文章,那年北大法学院招生,南北两区,都只取了一名女生,而国文分数,叶曼原是榜头,校方希望她仍能回去注册上课,这才又欣然回到北大。法学院有许多课是在一起上的,三班一百余名新生里只有她一个女性。当时那份紧张,真是让她坐立难安,幸而她遇见同系的田宝岱先生。他俩原是师大附中同学,高中时叶曼一度转学青岛,如今久别重逢于“大包围”的局面下,护驾之职,责无旁贷,又兼田先生品学兼优,每试都是名列前茅,两位同属“拔尖儿”人物,后来结为幸福佳偶,正是顺理成章之事。
叶曼的先翁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却让自己的女儿先读家馆,六岁启蒙,便读《左传》,到了十岁才入高小一年级,她今日之成就,无疑是得力于这一段家馆时期。我就教育观点叩问她的意见,她说:“那还得归功于六年中学培植下的基础,它启发了我的智慧;更应归功于北大学术自由的思想与精神,使我能以新的眼光去评判旧的事物。若不如此,我顶多是个老朽罢了!”我想对于一意主张“复古”的先生们,这几句话是一帖很好的清凉剂。
三十多岁的人,如果幼年比较留心时事,一定还记得在中国内地有位实业巨子范旭东先生,在渤海之滨一面发展化学工业,一面培养化学人才,办得有声有色。在他领导之下有四个机构,即久大精盐公司、永裕盐业公司、永利碱业公司及黄海化学研究所。永裕在青岛,产品除统销豫鲁江浙,并外销日本,总经理就是叶曼的先翁刘君曼先生。公司的组织庞大,设备新颖,经常是友邦人士旅行青岛时必定参观之地。叶曼那时完全是一位千金小姐派头,身边经常“不名一文”,上街购物总是签字送货,不料当她正在读高三的那年圣诞节,父亲忽罹脑溢血症,三天就告别了人间。叶曼虽有长兄,奈已结婚成家,自顾不暇,下有四个弱弟,母亲一向养尊处优,深居简出,这家庭的担子自然而然便落到了大小姐的肩上。她把父亲的遗产一清理,才惊讶地发现原来一无所有,幸得范旭东先生和其他朋友为她们姐弟筹得了一笔教育基金,从此家中十年之久无人生产,而她们竟得稳渡难关,诸弟也都先后完成了大学教育。叶曼在求学期间,还要持家,她仿佛忽然之间就长大了,成熟了,曾有朋友对她说:“这个转捩救了你,令尊不死,你会变成一个废物!”
然而她的父亲只她一女,钟爱逾恒,如今死得这么早又这么快,使她恍恍惚惚有半年之久,总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可是到后来还是不得不面对现实,只好慢慢扶柩回到北平,奉母抚弟,定居下来。
她随田先生出国之前,曾在中国农业银行工作,在国外,她先后到过美国、日本、菲律宾。为菲律宾《大中华日报》及《新闽日报》撰稿约有四年,至今仍在《大中华日报》继续写专栏,都是洋洋洒洒数千言的大文章。从以上这些经历看来,可知叶曼生活变动的幅度与深度都非常大,而且在少女时代便已面临残酷的生存考验,养成了独立人格。再加上书读得多,故立论的根基稳如磐石;路走得多,故为文能向远大处落墨;而她卓越的器识、敏捷的才思,尤非常人所能及。
叶曼有“甜蜜的家庭”,夫妇相敬如宾,家里布置得玲珑雅洁。一位清廉的外交官太太并不易做,她除了写作,还教授英文,此外,摄影、烹饪、裁缝,样样都精,并且是个京戏迷,故与能唱须生的名作家孟瑶女士莫逆于心。女儿已就读台大,儿子在师大附中,还有一个缠在脚边的可爱的满儿。但她自己看上去依然非常年轻,纤秀文雅,风姿绰约,笑起来右颊有一酒窝,甜美又亲切。她的语言和她的文章一样气象万千,畅论国家大事时,尤其豪迈有丈夫气概。
钟梅音
1963年圣诞节前夕
国学大师叶曼与书的一世情
初见先生便被老人全身散发出的气质和魅力所吸引,若不告诉你她真实的年龄,你永远猜不准。看上去只有七十岁的先生让人感觉到一种年轻人才有的活力。先生讲课时,思路清晰,典故信手拈来,语速不快不慢,古奥经典娓娓道来。有人介绍说,老人家一辈子走过了
大半个世界,一直在演讲,一直在传授中国文化。
据了解,先生旅居美国多年,上个世纪60年代为传播中国儒、道、释三大文化在台湾成立“文贤学会”。70年代,在美国洛杉矶成立“文贤书院”。每周六免费开讲《四书》、《道德经》、佛教经典等课程,身体力行,为海外侨胞讲说中国文化,期待能带动修心向学的风气。
经史启蒙的童年
据了解,叶曼先生的开蒙书是《左传》,童年时每周还要学对对子。这使她对史书和文字音韵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据先生讲,五岁时,父亲教她读一本当时的幼儿国文,从人、手、足、刀、尺开始。有一次,当讲到“窗前阶下,红花绿叶”一课时,幼小的她忽然把它改为“窗前阶下,绿叶红花”,并且倔强地坚持己见。起初,父亲还温和地指示书本,让她认字。但幼小的叶曼却坚持说“绿叶红花”。父亲最后发了脾气,抄起床边的床帚打了她,她依然倔强。适逢叶曼的外祖母来家探访,看到父怒女啼,护孙心切,责备父亲,把她抱走。叶曼先生说,至今回想起来,这是她平生唯一挨的一次责打。打过之后没多久,父亲走过来,小叶曼以为父亲又要打她,所以既怕又不敢跑。不料父亲抱起小叶曼,让她坐在腿上,还教给她一首诗,至今印象深刻:“远看一群鹅,扑通跳下河,白毛浮碧水,红掌踏青波。”幼小的她高兴地说:“好美啊,这么多颜色!”父亲紧抱着她说:“我的宝贝!”自那之后,每日教她背一首诗,从五言律诗到歌行体。
几近百岁,至今回想起来,令先生印象深刻的书是《易经》,理由十分简单,因为它启发了先生对生活的看法世事无常,永远在变,使她终身受益。
一生难忘北大情
那个年代,叶曼听过课的北大教授,个个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家:“钱穆先生讲 通史 ,不但小礼堂挤得满满的,窗台上都坐满了人,好像北京所有的大学生都去听他讲 通史 。钱穆没有讲义,也没有参考书,也不写黑板,穿长袍,就这么随口讲。闻一多先生讲 楚辞 ,胡适之先生讲 中国哲学史 ,还有陶希圣先生讲 古代社会思想史 ,这些都很精彩。”先生回忆她就学时的北大,是不可想象的自由,那时考试很少,题目常常出人意料,但是若真正仔细听讲,了解了便一定会名列前茅。
回忆起青年时代的几位名师,叶曼先生讲:“胡适先生,是位蔼蔼君子,讲课慢条斯理,从不哗众取宠。他推崇历史,他说一切课程教授的都是历史。闻一多先生,才华横溢,是位风雅才子。讲起屈原、宋玉,仿佛他们再世。他讲书,悲愤又风流。”南怀瑾先生,则是叶曼先生中年时拜识的一位在家老师。他学富五车,教学严厉,责备多于奖励。记得第一次上的课,就是《楞严经》,这令她惊喜得夜不能眠。于是追随他听了一遍半《楞严经》,又帮助他译成白话文,自此她专心学佛至现在。
不久前,叶曼先生推出她在大陆的首本书《世间情》,书中文章是从她当《妇女杂志》总编辑时一个名为“叶曼信箱”的专栏中选出来的,为读者所称颂。专栏持续了二十五年,一直到该杂志停刊。在《世间情》一书中,叶曼先生为深受世间情所困的女性朋友指点
迷津,句句浓缩了人生处世的精华,一问一答,亲切自然,对女性朋友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关爱情与职场、是非与家庭、处事与为人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理性的诠释和实用的建议,为女性朋友提供了识人观事、慎断是非、修炼自我等处世经验,深入浅出,解惑答疑,慰藉心灵,充满了人生无价的生活智慧。
绝不可一日无书
先生一生阅书无数,晚年的她,读书早已成为习惯,成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先生说现在每天除了必定的三餐沐栉、会见亲友、参加会议,其余时间多半是手不释卷的。她说,不读书比饥渴还难受。国学大师叶曼先生喜欢各种各类的书,什么书都看,无论是严肃的,还是轻松的,却唯独不喜欢长篇小说,原因简单至极:“因为耽误工夫,简短精致的散文读来比较有意思。”
先生不大去图书馆,因为家中所藏书籍已经很多了。对于书店较图书馆火爆的原因,先生回答起来也十分简单:“因为大家好新鲜,又没有借书的麻烦手续,同时懂得古文字的人不多,图书馆开放时间有限制,而且还有人嫌旧书不干净 ”看来在先生心目中图书馆要改进的地方还真是不少呢。
临近采访结束,老人说,读书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事。一本书流传下来,是一个人一生的研究,一辈子的观察,一身的辛劳,用文字记录下来,而我们只用几小时或几天的时间便受用了它,拥有了它,多便宜!多值得!据说,在先生的家里,看书成了每个人的习惯,连不识字的幼儿也学大人,倒捧着书装模作样地仿佛也在阅读。她说:“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少、美丑,若想风采翩翩,言语隽永,唯有读书。一个人三日不读书,便会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了。”
陶源源
2009年春
序
劳碌命
小时候,母亲把我的八字拿去请人批流年,什么天干地支,水火生克,我全不懂,只记得一句话:“她一辈子劳碌命。”
不知是那句话影响了我,还是命该如此,我就是不会享福,十足的劳碌命。譬如说吧,我不会睡懒觉,不会闲得无聊,总觉得有一大堆做不完的事、看不完的书、回不清的信、想不完的问题、交不尽的朋友。我便这样忙忙碌碌地过了几十年。
在中学,我觉得专门读书太枯燥了,应该参加课外活动,越多越好,从最文的到最武的都有我一份。结果呢,书剑两无成。到了大学,更闲了,闲得腻人,于是去听课。那时北大的名教授很多,上课又不点名,我紧张地在那座红楼赶,赶了一堂又一堂,闹到后来,几乎忘记自己主修的到底是哪一科,结果呢,样样半瓶子醋。
出了学校,我在银行做了三年事,抗战时重庆,只有四行两局一枝独秀,薪高事简。我在保险部门管拟例行公事,每天分到我的一二十件等因奉此,大约花上半个小时便都出清,真可以说永远案无积牍。同事们总是串门聊天喝茶看报,我本来也可照办,只是天生劳
碌命,闲不住。我在那时学会了作诗填词,读完了《四书》,看完了《史记》。那三年,我几乎变成了老夫子,引经据典,出口成章,那一肚子“学问”,虽然不能在公文上施展,可是替人作副红白对联,写封八行书,自己再吟哦几首古律绝,填上几阕长短句,倒也颇为怡然自得,一点不觉得酸溜溜的。前些日子整理旧书,偶然翻阅,只觉鼻子作痒,不能卒读。
我一直被人目为精力充沛,无论老少都怕和我打交道,他们说,我太赶落人。可是我对于周围的人也真看了着急,拖拉泄沓,明是可以一天做完的事,偏要拖上一星期;明是一句可了的话,却要兜圈说上一大串。别人越慢我越急,其实别人也许不慢,只是因为我是劳碌命!
到了美国以后,我可真痛快了,如鱼得水似的,忙呀,赶呀,绝不落后。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例行家事,已经可以把一个生长在东方的主妇,闹得人仰马翻,我却还要去芝加哥大学听课,去西北大学夜间部学英语正音。到了后来,还是觉得空闲太多,便在一个朋友的
商业机构内,帮他做国际贸易。无论是洗衣做饭,上课办公,我都兴致勃勃,对于那个花花世界,睁大了眼睛去观察,去学习,去工作。
后来我又回到了东方日本,她保存了浓厚的闲情逸致。那时我已经过了三十,开始能坐定了慢慢地喝完一杯苦茶,开始倚在石头上看花开花落,开始学插花堆盆景,用一根鹅翎几块石头,扫出白浪翻腾,开始学跳舞,开始学桥牌,开始能躺在床上听夜雨敲窗,看明月窥户,而不急着觅韵寻诗。但那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仍然是无事忙,譬如一桩小事今天来了,我便寝不安席,我希望每件事都十全十美;朋友间若有误会,我一定挺身而出代做调人,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相处如手足。那不是帮忙,而是帮闲,我成了最爱管闲事的人,越管越多,惹来一身是非烦恼,怨谁呢,劳碌命!
调到菲律宾后,我在偶然的场合下,被朋友拉了去代课;在偶然的场合下,被朋友鼓励去写作。这两件事对我都是新颖陌生的,我惊诧欣悦地发现我是这样喜欢它们。这个新天地使我任意驰骋,可是却把我忙个够,清晨上课回来后,忙着写稿,取稿人常常站在门口等。
交出了稿子,沐浴更衣赴晚宴,深夜归来批改作文考卷,翌晨再赶去上课。人们问我如何安排一日二十四小时,我却自以为绰有余裕,没有什么可说的,劳碌命!
回到了祖国,我既不必记了日子洗衣服,看着钟吃三明治,也不再多管闲事惹烦恼,更不必一天赶五个宴会,教三小时书,写两千字稿了。虽然桌头的日历常常忘了翻篇,可是我依然忙个不停。我每天要看九份报、五种中文杂志、两种英文杂志、三种翻译杂志,面对这些报纸杂志,它们既像债主,又像是鸦片烟,总觉得是一桩心事,是一种瘾头,躲不了,割不断。
这些报章杂志,还不过是余兴,只能东一堆,西一叠,找个三五分钟空闲,去看个一两段。主要的时间,除了读书,每晨要绝早去为人补习一小时,要为中菲的报纸写稿,为孩子们补课;此外学裁缝,学烹饪,学写字,缝军衣;我曾决定好好地读《二十五史》,读英文,学丹青,习皮黄,写长篇小说,但是看来那些功课恐怕要排在三年以后了。每当我忙得汗流浃背时,听着邻舍的麻将日夜不绝,看着别人花枝招展地逛店铺,总使我惭愧地自叹能力低劣,为什么别人能把生活处理应付得那么优裕自如,而我忙得白了头发,依然一事无成?只有一句话,劳碌命!
离开母亲独立成家以来,东南西北跑了几万里,二十年来,从少女进入中年。我从奔命式的生命方式,已逐渐进步到顺天应命的生活方式,什么时候才能知命呢?孔子到了五十方知命,我若能在死前知命,便心满意足了。我不敢希望彻悟涅槃,只想死时落个明明白白,
所以一定要在我目明耳聪时多听多读多想,每天睁开眼,便急着想学习,恨不得把天底下的学问一口吞下肚。我读《圣经》,看佛经,习老庄,听牧师传道,听居士谈禅,听朋友谈哲理,东碰碰,西摸摸,希望有一天能够触到了机钮,探得了消息,然后可以长长吁一口气,说声:“哦!原来这就是人生。”
一位朋友问我说:“知道了人生又怎样?你简直是自讨苦吃。人生几何,装一肚子书,和装一柜子金银一样,到头来都带不进棺材,还不都是撒手成空?”
听听倒也有几分道理,可是我要是不忙着去学习,这日子如何打发?我试着学习懒散闲荡,可是不到三天,我开始忧虑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空暇,于是我真的病了,患的是抑郁症、头疼、周身痛、失眠、怔忡,西医抽了我不少血,中医给了我许多苦药吃,诊断是气血两亏家人幸灾乐祸地说:“是不是?这回你可病了,看你还奔命不?让我们也趁此缓一口气。”我没有法子,只好躺下,躺了一天,脑子的问题更多了,若想不通,只有看书。一看书,书上问题又来了,只好找参考书,参考书又要参考书。这样一来,书堆满了一床,挤得很不舒服,索性坐起来看。这一坐起来,放眼一看,家事样样不顺眼,一生气,索性不病了。离开了床,丢开了药瓶,忘记了疼痛,我又豁然了。
我现在才知道许多学者伟人名人要人,他们马不停蹄,枵腹从公,钻研深究,以致废寝忘餐,死不放手,都是所为何来。虽然他们忙的是大的重要的,我忙的是小的微末的,但它们同样都是要到死方休,没法子,都是劳碌命!
智慧人生
何谓人生?人之一生,从出生、成长、老大、衰颓,到死亡,便是每个人的一生。借用孔子描述自己一生的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是孔子只活到七十三岁,他不曾活到八十的耄和九十的耋,更没有到长命百岁的期颐。唐伯虎有诗说:“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年幼后除老,中间所剩已不多,还有一半睡掉了。”所以古人认为活到七十,便是古稀之年,事实上能够活到六十岁,花甲子,(天干地支)六十年,便不为夭折了。
在这个地球上,用亿万年计“时间”,用三千大千世界计“空间”,一个人即使长命百岁,百年不过一瞬,我们却为千秋万世在忧虑。在这个洪荒宇宙中,我们有如沧海一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所以古人方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幼时只盼着过节、过年,日子过得好慢。到了老年,刚刚看见冉冉日出,刹那间,便又见茫茫日落。不由得不使人想:“我生从何处来?我死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愚夫愚妇都问过,可是古今中外圣哲们都解答不出来。此生、此身、此心为我所有,死了就没有我,所以苏东坡有诗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所以人们便想在这短短一生中,寻求长生
不老的灵药。得不到,便只好留个足迹了。于是就有了“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立德的,如孔子、孟子;立言的,如老子、庄子、管子、孙子;立功的,如秦皇、汉武、成吉思汗。即使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
这些想要留下足迹的人,是千千万万人中的“一人”。这“一人”和文天祥的想法一样: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不愿死如灯灭。虽死,还要让现在和后世的人,知道曾有“我”的存在,“我”曾在“人”间“生”活过。他们这些立德、立言、立功的人必须有智慧,有魄力,有才干,有环境,有机会,还要有他人的协助,甚至很多人的牺牲,方能完成。但是他们被胜利和荣华冲昏了头脑时,智慧也逐渐消失,常常落得凄惨的结局,完结了一生。
智慧二字的组成,是日知而心彗。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真正智慧的人,深知人性,了知人生,所以方能宁静淡泊以处事,忠厚仁义以待人,便成为众望所归的大好人。有真智慧的人,方能使人生真平等,真自由,真幸福,真圆满。
有真智慧的人,他的一生消极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俗话说:“我们希望别人如何待自己,我们便如何去待别人。”这便是“智慧人生”。
人生虽短暂,智慧却广大无边,而产生形而上的文化和形而下的文明。论到文化,远古的三大文化:埃及、巴比伦和汉文化。前二者只留下形而下的物质文明,只有汉文化历七千年,久而犹鲜,譬如发明电脑的人声称:中国人在7000年前就已经发明了电脑,他指的是八
卦。伏羲画八卦,乾三连、坤六断、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八卦代表了一阳一阴,和自然界的现象。独阳不生,孤阴不长,相合而成三爻,复分内卦外卦,而有六爻。此一阳一阴六爻的八卦交相,变化而成六十四卦,便是后来三圣文王、周公、孔子加以解说的《易经》。
中国的文化和文明能如此相互辉映,全仗智慧的《汉书?艺文志》,把中国文化分为儒、道、释。
儒家孔子把智仁勇列为中心。智者不惑,不惑于名利权情;仁者不忧,不忧于得失荣辱;勇者不惧,不惧于威迫压榨。道家则提出了“常”,“知常明,不知常,妄作凶”。释迦虽然是印度的一个王子,但是他的大乘佛法却被中国同化了,而有八大宗。尤其是禅宗,到了六祖慧能所留下的坛经,其中有名的偈子很多,如“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佛陀二字,古音为“菩达”,即是觉者,是觉知人人具足佛性的人。释迦在中国,最常提到的是般若,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前五度都是待人处事的标准,其目的就是般若,欲想超越生死,从轮回六道的此岸到达无生死的彼岸,必须用大智慧。般若便是梵文的原文发音。波罗蜜多,即为“已到了”的意思。
所以说人生,生必有死,生死是必然的。唯有有智慧地度此一生,方才不辜负来人间走了一遭。
第一辑 让美充盈我们的人生 (1)
美化
出国考察游历的人士回来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触:我们需要美化。可是说起美化,我们总有些趑趄不前,因为美化使我们联想到两件事,第一美化是要花钱的,第二美化是并非急需和实用的。如此联想,美化便多少带有一种奢侈浪费的气息,我们是个提倡节俭实惠的民族,我们又是穷怕了的,所以大家潜意识里,认为美化虽然不算罪恶,至少也接近罪恶的边缘。
美化既不会由大众做基础去推行,于是便由少数暴发户垄断了。这些暴发户,把房子布置得如同好莱坞的中国布景,把自己打扮得如同戏台演员,金玉绫罗家私装饰,闯进眼帘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金钱、金钱、金钱。而他们却自诩已经糅合了古今中外之美于一身。其余的绝大多数人,则尽可能地在衣食住各方面,充分表露出邋遢、委靡、肮脏,以标榜俭朴无华的德行,不耻恶衣恶食的土风,还有那破落大家的不羁气派。
这两种人在花钱和审美两方面,都有根深蒂固的病根。暴发户一定要花大价钱买贵东西,不贵不过瘾,他们不是购买货物的本身,而是购买它们的价格。他们家中的一草一木,阿猫阿狗,都要有个名堂,说得出渊源家谱。他们把钱成把地送给外国商人,或孝敬古董贩子,将一些无法糅合、铜臭遍体、毫无个性的高价商品,填塞充满每一个角落空隙里,使人如同置身于一个用黄金美钞装点的博物馆中。他们的衣服首饰也是一样,只要求花样翻新,价格出众,来自海外;不管颜色款式,一股脑儿往身上堆。他们的饮食也吃的是钱,大鱼大
肉,鱼翅海参,不管吃来是否受用,只要摆在盘子里的代表着金钱,便也就踌躇满志了。连看病吃药也都挑选最贵的,认为便宜的医药治不了病,他们相信美化是金钱买来的,钱可以买得一切。
这种美化是金钱买来的风气,由朱门一直吹进柴扉,深深地印入一般人心中,于是大家被引入另一极端的观念中,认为美化既非生活必需,又是非钱莫办,便把它列入了浪费奢侈一流,在提倡节俭的大帽子之下,凡是可以使生活美化的东西,一概列为奇技淫巧,美感
便这样被我们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一般人挑最便宜的买,只要便宜,不管质地,不论实用,更遑及美观?于是墙角空隙中填满了用之不得、弃之可惜的破铜烂铁。其实常常只要再多花少许钱,多用几分心思,便可置办比较实惠、比较美观的什物。但是大家贪便宜地宁可将
就凑合,于是粗劣俗丑的商品,便在节俭德性的掩护下,盘踞在一般家庭中。我们在人家家中看见的是美女月份牌,跛脚的八仙桌,缺了嘴的痰盂,七歪八扭的门窗,剥蚀尘封的墙壁,刺目的印花窗帘和桌布。在公共场所看到的是褪色的乌黑建筑,摇摇欲坠的楼梯,痰唾碎
屑满处的地面,当街开盖的粪车,污黑刺鼻的沟渠,流着鼻涕不穿裤子的小孩,整日穿着睡衣睡裤的大人。在这些龌龊一片中,突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一位描眉打鬓,脂粉盖脸,头发烫成洗衣板子,满头满手珠光宝气,身上紧绷着绣花绣珠的亮光缎子,脚上踩高跷似的
拐着高跟鞋的女人,在此情此景的强烈对比之下,我总有欲哭无泪的悲哀。再加上无论贫富平等共有的一切习惯,说话像打架,寒暄像叫操,横冲直撞像奔丧,另外再陪衬上高声播送毫无音乐气氛的无线电。这些声声色色,成人安之若素,孩子生于斯,育于斯,教于斯,将更不知美化为何物了。
我们的确是有根基的大破落户,让我们翻阅一番祖宗的旧账吧!我们的建筑庭园闻名世界,我们的陶瓷刺绣驰誉全球,我们的装潢意境幽远,我们的诗歌情致雅逸,我们的人物雍容中节,我们的礼仪泽被八荒。而今呢?我们臭沟人家绕,杂草满阶生,在机器的噪音、烟
煤的浊气、尘灰盖天、杂屑满地中,不是奄奄泄沓地活着,便是嚣张暴戾地动着。我们忘记了竹篱茅舍苔痕侵阶的幽美,窗明几净纤尘不染的洁美,蝉鸣树间蛩泣隅角的静美。我们却以为凡是美都是金钱买来的,其实一切的美,都是清高的心情融化出来的,而这种心情却可以培育。
当一个人精神颓废意志消沉时,我劝他先把自己打扮起来,我不能想象一位蓬头垢面、连睡衣都不肯换下、鞋子都不愿穿上的人,会对身外人,身外物,还有多少兴趣与感情?许多人向我诉苦抱怨,不是说受人歧视,便是说了无生趣。我毫不同情地告诉他们:活着是为自己,活着也靠自己,生趣弥漫天地间,抓来就属于我,丢掉便连自己也成了行尸走肉。我们能把自己的心美化了,自己的环境美化了,箪食瓢饮,茅茨土阶,都会变得生意盎然,妙趣横生。把脸洗净,头发梳好,衣服熨平,房屋理好,桌椅揩净,内心的烦躁不平怨艾,将会随之平息,声音也就放低了,待人也谦和了。人人如此,家中将充满蓬勃朝气。家家能如此,社会将孕育着祥和瑞气。
每逢我看见委靡自卑的人,每逢我遇到无情无理的事,每逢我听到悲惨凄楚的命案,我便不自禁地千万遍地在心底喃喃自语,我们需要美化,我们需要美化之迫切有如穿衣吃饭。美化不需要金钱购买,我们只要勤快些就可以做到。把粪车藏起,把沟渠疏通,把噪音取消,把垃圾归拢,把屋子身上拾掇干净整齐。节俭不能做懒惰的挡箭牌,不羁不能做自私的护身符。美化是生活的态度,美化是生活的必需,我们必定要生活美化,我们才能振作,才能图强,才能自信,才能自尊,才能无愧于祖宗,才能交待给后世。
如何美化人生
什么是真正的美?美有不同的层次。
生物的两个基本要求,第一是求自己的生存,第二是求种族的延续。无论植物、动物,包括人在内,最基本也是最实际的问题,就是如何生存下去,其次才是如何让种族延续下去,所谓“食色,性也”:食,是为自己的生存;色,则是种族的延续。
动植物为满足这两大基本欲望,于是用各种颜色、姿态使自己美丽,为的是适应生存。花,用漂亮的颜色招蜂引蝶以传播花粉,绿叶则有光合作用,结实的果子在让鸟儿啄食之后,再散布种子,这是生命的延续。
至于我们人类呢,不只具有上述基本要求,并还提升至“爱美”,因为是形而上的,所以发展成文化和文明,而文化与文明的最大力量就是美化人生。这是美的境界的提高,也是人之异于禽兽的一点。
谈到“美化”,又可以分成很多层次。
第一,是仪容的美
有人爱谈道德,不敢提“美”,一提到美,似乎就觉得这玩意儿离经叛道;避免谈如何美化仪容,是因为他们认为,外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涵。殊不知,内涵是需要时间的,但我们看人,第一眼看的就是外表,尽管艺术家们个个不修边幅,故作名士派,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艺术家,都学得来他们的洒脱不羁。
俗话说:“三分人才,七分打扮”,天生丽质的人并不多。众所周知,明星们若不打扮,真是判若两人,又有人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有人会问:“佛”的道德如此之高,如此之富有内在美,为什么还要金装点缀呢?可见,连道德高尚的佛,也是重衣冠的。
所谓“目有同好也!”几乎每个做太太的都有这样的经验:和先生并肩走在街上,迎面来了位姿色动人的美女,先生看得张口结舌,看得眼珠子就要掉下来了 太太们看在眼里,忍不住火冒三丈,醋劲大发。每当有朋友向我抱怨这种事时,我就安慰她:这不过是一时之间“物我两忘”的忘神而已,反正擦肩过后,就再也看不到了,有什么好生气的?
欣赏美女,就像欣赏花一样,我们忍不住对上天造物之妙,感到欢喜和赞叹。
《论语》有个故事,说孔子到了卫国,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很美,但名声不好。有一次,孔子、卫灵公和南子三人出游,孔子原以为卫灵公会和他同坐一车,未料,卫灵公竟和他的美丽夫人同车,孔子因此大为不悦,为卫灵公之薄于德而厚于色,大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南子对孔子产生好奇心,想见见这位老夫子,因此而有“子见南子”之事。可见,孔子也是不能抗拒美色的,子路为此大不高兴,且有责备孔子之意,认为孔子有如此高的道德,却仍禁不住美色的诱惑而兴起见美人的念头。当时,子路的脸拉得有多长,是可以想象的。对此,孔子亦有辩解,林语堂将之译为英文,译得很好,他说:“孔子答道,假若我有不好的居心,让上天罚我,让上天罚我。”
没有人不好美的,而美化容貌,也有一定的步骤,那就是,第一,要做到“清洁”。试想,西施虽是个美人,但如果她身上有臭味,那大家不都掩鼻而疾走吗?女人的头发,尤其要注意,几天不洗,就有臭味了。第二是“整齐”:一个人若蓬头散发,或脚穿脏破的鞋子,总令人不悦,头脚的整齐,相当重要。第三是“调和”:首先,我们应该要了解自己的长短处,所谓“美化”,是为遮盖我们的短处,彰显我们的长处,切忌盲目追求时髦。如果一个人有一双漂亮的腿,那么,她穿迷你裙,相信更可以显出身长玉立。假使腿不美,可千万别穿迷你裙。还有,脸形和发式不合,也不好。《论语》中曾有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大意是,孔子将“素以为绚兮”解说为“先素事而后绘”,用白话来解释的话,就是:“先打了粉底霜后,再画彩色。”你说,妙不妙?把脸洗干净后,扑上粉,然后再上颜色,的确是每一个小姐太太都知道的化妆程序。可是,身为女性,只知道美丽的容貌和衣装是不够的;如果不懂得“礼仪”,那么反而会把“美”整个破坏掉!所谓“礼仪”,也就是“合宜”:合,是合理,宜,是事宜,这其中其实并没有太多道德学问。
有一回,搭乘电梯,门一开,我看到一对情侣,男的是潇洒挺拔,女的是娇丽动人,我心里正暗叹“好一对璧人”的当儿,却见他们动作粗鲁地抢快冲进电梯,害得我差点挤不出来,那举止,真是把他们天然美化的形象,在刹那间,整个丑化了!我叹道:“好可惜啊!”心里直觉他们真是“暴殄天物”!
所以,一个人不仅要美容,还要美仪。
我们中华民族原是礼仪之邦,可是,我痛心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是最不懂礼仪的民族。你们看:马路上,车子横冲直撞;坐在车内,看到老弱妇孺也不会让座。东方的礼仪失去了,西方的礼仪又不见得有,真变成一个无礼的国家。
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小姐们的服饰装扮真可说走在时代尖端,甚至和欧美国家不相上下。服装方面,固然没有话说,但很遗憾的是,我们在礼仪方面,并没有美化。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反省的。
第二,要“美而韵”
有些人,实在很美,但没有味道;影星林青霞和胡茵梦就美而有韵。
韵味和我们的容貌一样,是需要培养的;即使是天生具有韵味的人,也应该注重后天的培养。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那就是,曾是我们心目中的美人,数年不见,再见面时,不禁觉得她变俗了。
这儿所说的“韵”,是内在的聪明、才华,加上读书与教养,而形之于外的神韵和气质。
有时候,我真希望美人不要开口。有一回,我瞪大眼睛看一个美丽的女人,正看得目不转睛的时候,她突然开口说话了,其声音之大、说话之粗、用词之不当,让我眼睛睁得更大!假如一个人的“韵”,是得自天生,那么,记得要培养,至于怎么培养呢?那就必
须多看、多听、多想和多读书。文学与音乐等,任何美好的东西都要去接触,去吸收,然后,在我们心中酝酿、消化后,再化为己有。
古时,唐太宗看房玄龄,愈看愈妩媚,可是,房玄龄是个老臣,并不是年轻的美女,皇帝觉得他妩媚,足见他是有韵味的。我也常喜欢盯着一个老朋友看,她虽然不加修饰,但给我一种妩媚和可爱的感受,觉得她好像古陶塑成的陶器,常看得她浑身不自在,她反问我:“我有什么好看的!?”我说:“你仿佛是一只古陶!”“怎么?将我比喻成古陶了?”“要知道,古陶器比细瓷器有韵味,而且耐看!”我这样回答她。
金钱、势力与名位,往往使人变俗,因此,如何使人内心干净、内心才华不致被污染,不致变得俗气鄙陋呢?人人可以装成绅士淑女的模样,可是,这算美化到家了吗?有许多人雅得俗不可耐,这是因为不真。
第三层次的美,就是要“美而真”
美,应该是为“真”加工,使美的境界更高。有的人说“青春无丑妇”,又说“青春本身是美,是真”,将青春的美加工后,可以使吹弹得破的皮肤媲美刚出生的婴儿,这是为了留住“真”,而不是反“真”而行。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赞成摩登小姐染发的原因;美国人染发,是因为她们皮肤白皙,配什么颜色的头发都配得过,可是,我们是黄种人。黄皮肤除了黑头发之外,我想不出有更相配的颜色!不仅人如此,建筑物和风景区也一样,将风景区改为观光区,破坏“真美”之后,实在就不可“观光”了!自然的青山绿水,实在较之人工的亭台楼阁还要真,还要好。
美,还要“真”;美不是对“真”的伤害,而是加工。我们再看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当孔子说“绘事后素”后,子贡立刻接着说“礼后乎!”孔子大喜,认为子贡是真正懂得诗了。美在“真”之后,而礼在“本质”之后。我最不喜欢参加追悼会了,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丧礼中,最哀恸的除了孝家和读祭文的人之外,参加丧礼的来宾,一转过头,还不就欢天喜地!?这不禁使人联想起孔子说的:“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留学生每次回国探亲,吃得都大喊吃不消!亲友们轮流宴请,深以为不这样做,就是礼。至于结婚吃喜酒一事,据我所知,目前的规矩是,去参加的话,红包二千元,不去,则包一千元,这根本就是商业行为!其实,在从前,大家之所以办喜事,最大的用意,是要帮助办喜事的家里;送吃的给喜家,送礼物给新人们,好帮着他们促成这件大事。
“真”以外,还要提升至“美而善”
人整天面对的是人与物,对人,要爱人,对物,应爱物,这就是“至善”,也是“仁民爱物”。]
“仁”字,是二人,一个人如果只爱自己,就不算“仁”,必须有对象,才是“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广“仁”,便是“善”,凡事慈悲、同情、谅解和宽恕,就是“仁”,不嫉妒,不猜疑,与人为善,也是“仁”。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看到人做好事,却往往吝于夸奖,一个人太和善,倒反容易被误解是沽名钓誉,我们总是吝于付出“同喜布施”。捐钱,是财布施;教人方法,是法布施;与人同喜,就是同喜布施。既没钱、又没法,我们只能做到“同喜布施”,这也是最惠而
不费的。假如我们有仁爱之心的话,我们不应该吝于付出同情,以及更多的同喜与谅解,不要太多的疑惑和猜忌,这就是美化的更上一层 “善”。
有一种现象:太太漂亮,夫妻感情不见得好;而太太长得不好看,夫妇感情却意外地融洽。有人不免觉得纳闷:有个漂亮的太太,还不懂得当做“宝”!可是,有时候,“美”是很肤浅的;事实上,不管是美是丑,多看几年,到头来还不是差不多,内在的美,才是“善”;容貌平凡的太太,之所以反被当成“宝”,是因为她没有恃宠而骄的美貌,所以愈发谦虚平和,而吸引人的,就是她的善良。善良的人,有一股神采,那是一种因内在光华而形显于外的风采。使内在美化,就是善。一个女人要有仁爱心,不要抱怨,也不可以骄傲。世界上,没有比谦虚更美好的事了。
谦虚,是一切的美德。
对所有一切,我们都应心存感激,对生活感到满意,总觉自己比别人幸运,得到太多,如此会更加虚怀若谷。
肤浅的美,很容易使人生厌!善,不只是对人,还要对物;小时候,我的家人教我,碗里不许留一粒米饭,因为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片丝寸缕亦不准糟蹋,因为来之不易。爱物,是爱惜物力、人力。一个人真正有好的行为,就不能慷他人之慨,不能因为自己不用出钱,就大大地浪费能源。做到了“美而善”之后,还要往上提升。
真美的最高境界,是“自然美”
“自然美”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天”字代表自然,“人”是自我,为善能做到不觉自己在做善,就能领会“自然美”的个中真义。
一旦自己觉得“善”了,那不算真善,必须要自己也感到做来是如此的自然,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用一个名词来概括,那就是“祥和”。“祥”是安详、吉祥与美善;“和”则是调和、和谐与温和。
“乐极生悲”、“盛极必衰”,所以要持盈保泰。但是“否极泰来”、“剥极必复”。
世上没有一件事是永远的好,也不会永远的坏。一切是“天命”,是自然。任何事有开始,必有结束。我们人,既然生了,就会老、会衰、会死,在座的各位,经过一百年之后,就没有一个会留在这世上,因此,争什么呢?有什么看不开的?我们难道连这点聪明都没有吗?几百年之后,我们的骨头不知要腐烂成什么样子,可是我们仍忙于争名夺利,为小事东奔西走,甚至拿刀动杖的,这又何苦来!?
花朵不能长好,月亮不能长圆,我们只须自问: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对不住人?对人与物,不要去污染、破坏及践踏它。
日日都是好日
阿拉伯有句俗谚说得好:“不要埋怨玫瑰生刺,应该庆幸从荆棘丛中,长出玫瑰来。”尽管世上事“不如意事十有八九”、“百无一可意中人”,但要知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英文有句话:“可能还有比这更坏的!”只要不挑剔,便会觉得事事都还过得去,如果能够觉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那么日日都是好日了。爱每一个人、每一个生物、每一个时间,凡事退一步想,而且乐天知命,就会有个至善尽美的人生。
广东人吃在肚里,上海人穿在身上,北京人摆在家里。这南中北三名城的生活形态,给人的印象是如此。依照李笠翁的论断:一世知衣服,二世知居室,三世知饮食。他就人们对衣食住看重的情形,分别出新贵乍富与大家世族。有些爱好“想当年”的朋友们,为了表示自己系出名门,便故意地锦衣华服,刻意地食不厌精,其实那一副肉食者鄙的馋相,绝不比把家当穿在身上的人更风雅,更高尚,更世家气。是真名士自风流,故意地做作,即使做作得异常风雅,也使人觉得雅得俗不可耐。
我不反对穿着打扮,就经济观点看:衣食足而后知礼义;就文化观点看:上国衣冠,代表的是最高教养;就政治观点看:万国衣冠拜冕旒;就教育观点看:古时是衣钵相传,现代是制服徽章;就个人心理精神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就社会处事论人看:佛
要金装,人要衣装。不要讥笑狗眼看人低,世上多少沐猴而冠者,多少衣冠禽兽者,还不是就仗着那份行头在驰骋纵横。所以无论是正面人要衣装的、反面的、善意的、恶意的,人要衣装,乃千古不移之理。
在纺织机器发明以前,一件衣服的制成实在不易,所以那时人们的衣服一定要质地好,可以穿个几十年;一定要式样简单宽畅小大由之,方能传诸子孙后世。工业***的第一件大改革便是纺织机,英国靠衣料发了财,称了霸。两百年来,生产者想尽方法引诱人们消费,衣服的花样翻新,形式变换,愈演愈烈,使人成为衣服架子、时装牛马。爱讲究的时髦人物,认为上半年的衣服,下半年就穿不出去了。欧美国家在太平盛世,有的是闲人、闲钱、闲情,纺织业、服装业合伙打劫,挖空心思去赚闲人的闲钱,那些闲人在闲得百无聊赖之下也就心甘情愿地被他们牵着鼻子走。那种时装战,那股时装潮,在穷而又忙的人看来,觉得实在有些小题大做,无事忙到幼稚可笑的地步。
我们中国对于服装,似乎不大发生兴趣,好像自古以来就很少变更过。有位大使夫人曾来信拜托我搜集中国服装沿革的资料,找来找去找不到,去请教博闻多识的齐如山先生,齐先生也说,汉唐到明朝的衣服仿佛都不曾有过太大变动。我们试看国画,那些衣袂飘飘的人物,实在分不出是三代以上的人还是元明的隐士。在戏台上,更是乱成一团。假如把赵武灵王编一出戏,他的胡服,一定也会有马蹄袖和红缨帽。
在中国旧式家庭里,不但老祖母的衣服可以给孙女,男人和女人的衣服,也都可以混着穿。晴雯临死,不是挣扎着和宝玉换穿贴身小袄吗?倒是民国成立之后,大汉衣冠反而真正改革一番,虽然满清被推翻,旗人被同化,可是旗装却征服了我们,旗袍雄踞中国服装宝座四十余年,自从《灿烂的爱》放映后,旗袍更曾经一度侵入国际市场,影响了西方的时装。看情形,除了在长短袖、高低领叉上翻翻花样外,旗袍的祚运还绵长得很呢!
我们对于旗袍之如此爱好,与其说是保存国粹,毋宁说是打穷算盘。第一,做一袭西装至少要三码料子,做一件旗袍几乎只需蔽体的材料。第二,中国的洋裁师父,大多只会照猫画虎,且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他们抓住人家的影子,跟在尾巴后面,闭门造车,造出一些土式洋装,聊以表示不甘落后,所以不登大雅之堂,大家既然不能到巴黎纽约定购西装,又没有创造新装的天才,便仍然在旗袍上动脑筋。流风所被,旗袍在一切西化的激流中,便成了中流砥柱了。第三,中国人的体形不对路,西装要袒胸露背的,我们纤秀有余,丰满不足,旗袍则可以藏拙。
旗袍不仅会隐恶,而且还能扬善。一个“始终如一”、没有三围的中年妇人,可以把旗袍穿成H状;一个曲线玲珑、三围触目的妙龄少女,则可以使胴体裹在旗袍里比暴露更暴露。
尽管旗袍穿起来实在不舒服,看久了又确实太单调,不过自经济省事着眼,旗袍是值得赞扬保存的。在台湾,我还不曾见过一位会穿西装的仕女,却有不少懂得把旗袍穿得雍容华贵的妇人。
不仅女人的旗袍适合中国女人,就是长袍马褂、千层底鞋,又何尝不较西装革履更适合于中国男人呢?中国的男性早已脱离原始动物的形态,个子、块头、神情、仪态,比西洋淑女还更文静秀气,他们穿上剪裁适度的袍褂、粉底缎面的便鞋,个个都如玉树临风,充分表现出东方男性美。可惜的是在台湾连个会缝袍褂的好裁缝都不易找到,而且一袭千金,做套西服亦相差无几。几次迎送国宾的大场面上,许多人穿起国服,上半段袍褂既不合体,再加上下半段的西裤革履,实在不太调和。回想当年男士们穿着长袍平底鞋,洁白的小褂领袖微露在外,慢条斯理地谈文论道,那份潇洒蕴藉的风流,几乎已成梦幻陈迹了。
吃在中国
发达了一代的人,知道如何把财富穿在身上;富贵了两代的人,学会了如何布置房屋;一定要到第三代,经过了数十年的席丰履厚,才懂得人生最高的享受艺术饮食。
家如此,国亦如是!没有长远传统文化的国家,绝不会懂得吃,饮食艺术最高的国家,除了中国,就是法国。
中国的吃是闻名世界的,不但烹饪术精良,凡是上天安排在地面上的一切生物,只要叫得出名字,我们都做得出名堂。口腹之欲,在中国是绝对可以满足的。
男人的梦想生活是:住美国房子,娶日本老婆,吃中国饭。外国女人也知道这个诀窍,她们有一句俗语:“男人的心,是要经过胃肠方能到达。”在中国,干脆痛快地说明白,娶妻就是主中馈。
中国对于吃的讲究,说起来真是罄纸难书,不但下锅后的煎烤蒸烹都是学问,便是选材切割也都有奥秘,但是割烹之道,除了几条必须遵守的原则外,手法细则却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外国女人学做中国菜,最使我头痛的,便是下死劲叮问几茶匙盐,几汤匙酱油,几量杯水,几度火候,几多时间。其实我们烹调的时候,是凭着九分经验,一分灵感,拿起小撮盐一撒,举起酱油瓶一倒,哗啦啦拨动两下,估摸着够火候了,炒勺一声响,一碗菜已成功。若是试着用数字去计量,结果准是不堪闻问。所以我每逢被她们追问到不得已时,便强辩说:“中国的烹调是艺术,几曾见艺术可以用戥子量,用时间计算?”
我们是如此地讲究吃,而且以讲究自傲,从孔老先生起,便有一大堆挑剔,割不正不食,不撒姜食。孟夫子的经济政策,也把“可以食肉矣”堂而皇之地列举出来。国之重器是鼎,人之至荣是爵,鼎和爵都是供吃喝的玩意儿。民以食为天,一般做丈夫的上了饭桌,若是菜不好,可以吹胡子瞪眼睛,大兴问罪之师,任凭太太在其他方面可以威风凛凛,丈夫却能在这一方面理直气壮地百般刁难。一个主妇每天苦想配菜,真比生儿育女还艰难,所以先生不在家,太太多数是咸菜开水泡饭,那是一种对肉食者鄙的男人所作的沉默的讽刺。不但是家里忙吃,社会也忙吃,求职是赏饭吃,失职是砸破饭碗,机关是啖饭处,见面时的寒暄是“吃过饭没有?”我们是以吃立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的士兵,被大批派到中国来,他们写信回家,最常提到的就是吃。对于中国的吃,他们有两派意见,一派说:“人人都说中国讲究吃,我到中国这样久了,也不曾吃到一盘杂碎(chopysuey),可笑的是他们连这个名字都不曾听到过。”另一派说:“我们都是冤大头,被美国唐人街的华侨骗去了那么多钱,杂碎简直是喂猪猡的,那些芙蓉鸡蛋炒饭炒面,根本不登大雅之堂,中国真不愧是有文化的大国。”
我们华侨在外国,也是以吃来代表国粹,几乎是有井水处无人不嗜中国饮食,穷巷僻壤都可找出中国馆子。而且我们中国人无论是对内对外,在内在外,都是用吃来结交朋友。和到过中国的洋朋友聊天,他们赞不绝口的便是中国的吃,中国最使他们回忆追恋的也是吃。每逢遇到洋朋友夸赞中国的饮食,我总觉得周身不得劲,不知如何搭讪才算得体。有时一夕长谈,总是在吃圈子里打转,不知是他们用谈饮食来阿我所好,还是他们对我们的了解只有吃?要不就是他们以为和中国人做朋友,除了酒肉,便无他话可谈?
但是静静反省一下,我们的确是以酒肉交朋友,试看社会上人情往来,谁不在酬酢上用功夫?吃在我们真是大事,嫁女之家,订婚是向男家讨糖果数百包,结婚时索喜筵几十桌。生了人要吃,死了人还是吃,活着的吃寿面,死了的要尚飨,降而至今日,每逢宴会,主人的殷勤恳挚程度,完全从筵席的丰啬去衡量,主客不必多交谈,一个好主人,可以不管客人的情绪、舒适、享受,只要使桌上堆满了鸡鸭鱼肉,满口“请请请”,逼着客人如填鸭,酒醉饭饱,便能宾主尽欢,客人抹抹嘴,拍着肚子,一哄而散。假如主人只用薄酒清茶黄韭淡饭招待了客人,不但联络不了感情,反而招惹来讥笑,甚至因此割席断交。
于是人力财力不丰足的便不敢轻易请客,客人不请便不来,来往
少情谊便疏阔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学学李太白,不惜散尽千金,只要大家尽兴,但是今日还有几人仍然拥有五花马、千金裘呢?就是有,也只能呼儿将出换美酒一次。所以还是转移一下风气,用粗茶淡饭交交朋友,不要再以饮食论交了。让我们试试,除了酒肉是否还有其他共同兴趣可以引起共鸣?假如我们自家人能养成这种习惯,国际友人见到我们,也许不会专谈酒肉,不再以为吃在中国了。
房屋布置
儿时最愉快的印象之一,就是放学回家,走进了屋子,发现母亲把几件家具,略略更调了位置,墙上换了几幅画,桌上改了几件摆设,使人耳目一新,精神一爽。对于母亲的安排和她的鉴赏力,总是由衷的佩服,母亲在汗流浃背之下,得到我们的称赞,她也得意极了,就好像得了教育部颁发的文艺奖金似的。
因之我自动就养成一种习惯,注意欣赏别人的房屋布置,远过于留心别人的服饰,我宁愿把钱花在既不能吃也不能穿的摆设图画上,也舍不得花钱在装点个人门面上。别人的穿戴除非是刺目扎眼到不能使人视若无睹,否则我真是常常视而不见。至于人家的房屋布置,我像参观博物馆一般,观摩、领会、欣赏、赞叹,而能过目不忘。
在我去过的国家内,美国和日本的房屋布置,都自有其特色,是与众不同的。大体说来,美国一般的毛病是物资过剩,虽然舒服方便,却失之拥挤;日本一般的毛病,是中看不中吃,虽然雅洁如画,却实在不舒服。
进到美国人家里,从天花板到地板,几乎都是塞得满满的,到处是沙发,满墙是字画,有一方寸空隙的地方,也得摆上一件小玩意儿。从中国的夜壶到南非的五彩盾牌,应有尽有,毫不含糊。置身其中,恍如在古董店里。而且他们是一窝蜂,当粉红色时新时,从西岸到东岸,家家客厅的墙上都刷成了粉红色。当中国的祖宗挂影被光荣地挂在美国客厅内时,据说香港有不少人靠着画旧日珠蟒袍的人像为生。近来据说中国画正在吃香,不过只能是山水画,如若家里只挂着一幅中国的人物花卉,虽然也算凑上了时髦,终究显得寒酸,为什么?连挂的人也不知道。
关于他们那些古董,参观时,最好只给予泛泛的赞美,千万不要过分表示殷勤地加以探询,否则主人常会为一把小铁斧一块小面具,说出一部小说来,那时真使你进退维谷,欲罢听亦不能了。
每逢我在那样的屋子里坐上一会儿,虽然椅垫舒服极了,设备完美极了,可是眼花缭乱,神经很不得休息,就像面对了一位梳了赫本发式、戴着吉普赛耳环、套上中国朝珠、穿了法国衣裙、佩着墨西哥手镯、拖着日本漆鞋的那些好新奇的美国女人一般。她们对于款式颜色的选择,的确有其大胆独到处,就是可惜显耀得太多,不知含蓄本身便是一种美。
可是当我走进日本人的家里,一入玄关,便觉得阴气森森,门窗隔扇,全是那样雕刻安排得富于匠心。特别是床之间,一轴画,古盂内两三枝花,再也找不到其他杂物。画和花总是那么淡雅,浓密安顿得恰到好处。室内四壁除了这一画以外,其余完全是木料纸料来作点
缀。屋内的唯一家具,常常只是一张硬木方桌,然后便是几个素洁的坐垫。一切布置,像是大作曲家的乐谱,使人不敢轻易改动四分之一的拍子。整个气氛,像是梦幻,像是画图,又像是蜃楼海市。每逢我在那样的屋子里坐一会儿,虽然目悦心澄,可是也真的腰酸背疼,常使我手足失措,寝食难安。
日本的房屋布置虽然很够含蓄了,可是有时含蓄得过于做作。同时那些同一的插花方法,那些同一韵味的字画,就像是面对了擦了厚厚的面粉,穿着花绿衣服的日本女人一样,她们同样的温柔,同样的多礼,同样的装饰,除了颜色以外,很难找出相异之点。那些文雅的仪态,妩媚的微笑,多彩的和服,仿佛就代表了整个的日本女人,而使人常常忽略了那些美的外形里面的不同个性,甚至连那彩虹似的和服里面的胴体也都不为人注意了。
夸张的趋新难免于俗,刻意的求雅也失之做作,我倒宁愿看俗得雅不可耐的人和物,也不愿周旋于雅得俗不可耐之间。归根结底一句话:所谓艺术,是顺了自然的本性,因势利导,所加的人工斧断,过犹不及都是切忌的。
一笑一少,一怒一老
一怒成“心”“奴”,贪念求“今”“贝”
在一个朋友家里,我曾看到一幅韩国人送给他的字:“一笑一少,一怒一老”,使我至今印象深刻。天底下的人,除非他故意说谎,没有一个人是不怕老不怕死的。在古代,秦皇汉武把天下征服了,进一步便要求长生不老。世上只听说过彭祖活了八百岁,人世上活过一百岁的便成为人瑞。女人怕老,男人也怕老。有人看到报上“花甲老翁”的名词,就问我:“花甲怎能就称老翁?”有几个人肯承认自己老?然而我们经常在使自己老,每发一次脾气,就使自己愚蠢一些,也使自己老一些。
中国造字很有意思,“怒”字即是一发怒,心就成了奴隶,随它指使。由生理上,爱发脾气的人是“肝火旺”,科学家也验过发脾气时的血液,发现血液中有毒素。按照哺乳年龄,人类该活一百五十岁,但实际上连一半都不到,皆是自己因发怒担忧而慢性“自杀”所致。“怒由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世上多少事起于这一念怒火。现今许多年轻人犯罪,常是一时之怒造成,不但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怒气从哪发生?都是“贪”字所致。人生在世熙熙攘攘,都是为了“名利”,永远患得患失,既患得之,又患失之,一直在得失中讨生活。
“贪”字由“今”“贝”组合,指出是求“现在的好处”。虽然有些人的境界较高,从不在乎“利”,但是他们很在乎“名”。
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
苏东坡曾在静坐之中觉得自己已经到达了很高的境界,所以兴冲冲地写了一个偈子,最后两句是“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台”,送给住在对江的好友佛印看。佛印却在背面写上“放屁”交来人带回,苏东坡看了非常生气,立刻过江找他理论,却见佛印的庙门上,贴着一个字条:“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
“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孔子也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但是如果“不以其道得之”,却不是他所愿意取得或去除的。留名要留万世名,谋利要谋万世利,名利不要只顾眼前或自己一家人,浅近之利可以说是害。尽量减少功利及近利。所谓“伟大”即是指超越时空的长远,这样的富与贵,才是孔子所说的必须以其道得之。
我们如今有很多人赤手空拳地起家,看多了名利,便把荣华富贵当做过眼烟云。只要把“小我”、“为我”之心减少,即可宠辱不惊地出将入相。假使能如此,便能够不生气,不但不老,且可长生。
长生不是勉强去追求的,皇帝的巨大财富也不能多买一天的日子,人生本来就要上山下山,起起伏伏,真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痛苦自己找,快乐处处有
如果怕老,只要你不“生气”。只要不“贪”,便不容易“生气”。积极的话,更要“笑”,但不要“皮笑肉不笑”,而是要“意解心开”地笑。根据报道,目前国内每十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精神有问题,这便是因为太紧张。
痛苦其实都是自己找的,快乐也是自己找的。“心花开”的笑也是要自己在生活中找的。陶渊明曾说:“读书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读书是最容易得到快乐的事。
像《老子》,我每十年看一次,并且背诵下来细细咀嚼,因为经历增加,所以每次都有新的领会,产生更多的快乐。平时看见一朵美丽的花,听到叶落声,或是注意到今夜有清朗的明月,都可以使自己很快乐。
“布施”、“法布施”与“同喜布施”
另外一个更“便宜”的方法,便是“布施”了,以钱财布施于人是财布施;如目前的张老师、马偕医院等社会工作帮助人们,都是“法布施”。还有“同喜布施”是更惠而不费的方法,比如任何人做了一件好事,我们都要不吝惜地真心去赞赏。如果把别人的成就德行都当做自己的喜事来欢喜赞叹,那么便可不费吹灰之力获得很多的快乐。
如果常“笑”,面色便带喜气;如果常“怒”,面色便带愁云。“相随心转”,心开朗,相也开朗;心狭窄,面相也狭隘,你不必学“麻衣神相”也可以由脸相来看一个人。我的初中训导老师,管人很严格,但永远面带笑容,使学生不觉得受管束,因为“笑”可以感染。问题是中国女人不太笑,也最擅长“蒙娜丽莎”式的微笑。中国人“不会笑”的原因,是礼教教女人要端庄,做父母及师长的人则都要“不苟言笑”,以为这样才自重。其实,自重不自贵,自知不自矜。老子早已明示这个道理,我们不只要有“知人之明”,而是更要有“自知之明”。若人都“自贵”而不自重,天下便大乱;若人都“自重”,天下便太平。
人生在“生老病死”诸苦之外,还有许多自己找来的苦。不可避免的痛苦来了怎么办呢?我们不妨以“很可能还会更坏”来自我安慰,更须积极地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来看待不如意的事。福祸两者相因的道理,老子早已说过。
人说“祸不单行”,是因为往往人不能静下来,小孩遇挫折就哭天喊地,大人则怨天尤人,一样是静不下心来,便使祸事连连。如果我们清早一下床就摔了一跤,一定要自我留神,先定下心来,一天中都不发脾气,那么就不会再出麻烦了。
平常心是道
平时生活里,健康时多,生病时少,但人们在健康时不感激,病时才想着不生病多好。在平安时可能还觉得无聊平淡,但有意外时,才会想到若平安有多好。事实上,最平常的“水”、“空气”,这些最平淡的东西才是真正最宝贵的。我们只要不追求出色、神奇、名利的话,内心便会“安”,“怒”便少了,“笑”便来了。平常心即是“道”。
应该常想到:我们何德何能,享受目前这种生活成果?假如我们像基督教徒们那样,每一顿饭、每一件事都感谢:“我做得太少,得的太多。”生了感激之心,“贪念”便少了。
一笑一少。
一怒一老。
不发怒,多笑笑,便不会老。在此祝各位青春不老!
第一辑 让美充盈我们的人生 (2)
朋友们问我驻颜何术,当我告以驻颜无术时,他们则责备我藏私。事实上,驻颜是无术,岁月移转,绿鬓朱颜暗中更换,除去神仙,谁也挽不住似水流年。
我看来比较年轻,也许是由于我使人觉得年轻,那是因为我自己从未觉得衰老,也不怕衰老。假如造物主要我挑选,是做二十年前愚蠢的我,还是做现在不太糊涂的我?我绝非矫情的,将选做现在的我。虽然我并不喜欢衰弱老大,但是我却更喜欢智慧聪明。
一个人看来比较年轻,使人觉得年轻,不是由于外来所加的力量,而是由于内在的心情,忘记老!忘记老和不服老是不同的,不服老是自知老了而强装小,结果更显老。忘记老,是没有那份闲心去忧虑老之将至,或是处心积虑地防老。
譬如说,我不会再像年轻时雄心万丈,目空一切,但是我现在仍然不肯装腔作势地教训青年:“年轻人,你们是国家的栋梁,你们是社会的主人翁,你们应该负起责任,你们应该这样,你们应该那样。”谁说的?我依然是主人翁,我还未了尽我的责任,为什么我一方面装老,一方面恋栈?
譬如说,我不会再像年轻时不知天高地厚,不懂人情冷暖。但是我仍然不会老奸巨猾地推托敷衍;我仍然相信世上好人比坏人多,我仍然相信是非公道自在人心;我仍然相信事在人为,而且人定胜天;我仍然相信我年轻时所相信的一切真理。
譬如说,我不会再像年轻时冲动任性,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讲侠义,论恩仇。但是现在我仍然不会哀乐无动于衷,喜怒不形于色。我仍然“敢”爱我所爱,恨我所恨,是我所是,非我所非。即使我不再容易激动,不再好趋极端,但我仍然不会模棱两可,首鼠两端。
譬如说,我不再像年轻时好标新立异,好与众不同,好赶时髦,好凑热闹。可是我仍然欣赏新奇进步,仍然承认一代比一代强。我虽然能逐渐了解欣赏古老原始和质朴的淳美,可是我依然赞叹独创一格、别开生面的更异改革。
譬如说,我不会再像年轻时把长于己者都看做老朽,少于己者都当做无知,我所崇拜的只是权威偶像。我现在虽然承认年龄代表着智慧,权威代表着苦修。可是我依然坚决否认今不如古,后不如今。而且我诚恳、真心地盼望着,并且也确切地相信着,下一代将会高明过我。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比我强,而是因为我已经、而且还正在努力为他们垫高他们的立足点。使他们眼界更高,视野更广。我很喜欢和年长者在一起,他们给予我许多教训和智慧;我也很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他们启发我的幻想,助长我的魄力,挹注给我青春的气息。我和他们在一起时,完全忘记了他们的老大与年轻,当我忘记别人的年龄时,连自己的也一同忘记了。
譬如说,我不再像年轻时漫无节制地使用我的体力和精力。从前每当我初学一门东西时,总是日以继夜,废寝忘餐。一本好书,一位好朋友,一场跳舞,一番牌战,我都心甘情愿地熬到天明,执著恋栈。可是我现在仍然为遇到一位知己而欣喜若狂,为学一样新事物而全神贯注,为读书有所会意而涕泪长流。我认为活着就得“活”着,若只为了穿衣吃饭而生存,虽然他只有二十多岁,却已入土大半截。
我喜爱人生,即使十有九违天下事,人生还是可喜的;我喜爱人群,即使百无一可意中人,人总是善良的居多。我始终相信人之好善无不如我,人之恶恶,亦无不如我,尽管人人不与我尽同。也许就因为我这些本性难移的小毛病太多了,使我忘记衰老,使我自觉年轻,于是我也就使人也觉得我年轻了。
我有时遇到些年轻人徒有年轻的仪表,他们的趣味、思想、希望,都如暮霭沉沉,我便替他们的大好年华心疼。有时遇见一些年老的人,他们的白发,常被那发自内心的青春气息给掩盖了,他们是那样地有风趣,有机智,体贴蕴藉,温厚高雅,使人忘记了他们的年龄而只觉其妩媚风流。
神仙不可求,驻颜本无术,我们忘记衰老时,便会青春常驻了。
谈读书
人与禽兽不同。人是万物之灵、百兽之长,人所以优于禽兽,主要就在于会读书。禽兽会将捕食的方法教给下一代,它们有经验的传递,但是,它们没有人类的文字工具,可以把很多经验,以及每一个人毕生成就的精华,一代一代地传延下去。所以,读书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原因。
中国最初的一本书(如果我们称它为书的话),就是“八卦”,一个阳“ ”,一个阴“”,合起来有种种的变化,许多学问、哲理也由此衍生。这一个长画( ),两个短画(),费了我们老祖宗几千年的时间来解释它们,一直到现在,甚或拿最高深的数理还无法解释得完全。
文字所以那么重要,就因为它可以把人类最精华的经验流传下来。传说中有这么一句话:“仓颉造字,鬼神皆哭。”鬼神为什么哭呢?大家可以想想这个问题。
《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意思是说,我们学了之后,又不断地温习它,这不是件很快活的事吗?曾子又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每天反省三件事:做事、对人,是不是有不忠心的地方?与朋友交往,说话是不是没有算话?读书是不是没温习?孔子和曾子都提出“習”这个字。“習”字造字的由来,是人们看到刚出生的小鸟,由母鸟教飞,常常飞不好,便摔了下来,会有性命之忧。母鸟用翅膀帮助并逼迫它学飞,一天又一天,慢慢地,学飞成了习惯之后,也就成了自然,它终于能从低处往高处飞了。孔子和曾子提出“習”字,用意在于告诉我们,读书也是习惯的养成。
有些家长说:“我的小孩就是不爱看书,有什么办法可想?”我说:“这很简单!你读书,他们就爱读书了!”没有比这更简单的方法了。
我的小儿子一岁多的时候,有天晚上家里的人吃完饭都在看书,他也吃着大拇指坐在一旁看书。我发现他书都拿倒了,笑着问他:“书都倒了,还看什么?”他说:“你们都在看书,我也只好看书!”读书的习惯是可以养成的,就像小鸟习飞一样,能不能养成习惯,完全要看家长。
养成读书习惯最难
虽然我母亲那个年代的人都认为女孩子不必读太多书,我母亲却非常鼓励我读书。她对我说:“我觉得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就是读书,其他事情,像女红、烹调,都可以一学就会,只有读书不能一学就会,因为习惯是最难养成的。”
以前把人分成士、农、工、商四等,士列居首位,因为古人最好的出路是做官,想做官,就得读书。大家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鼓励男孩子求取功名,但这些并不是今天我想讲的“读书”。今天我想告诉大家的,不是有黄金屋、有美人颜如玉的书,而是从古到今,数以万计的人用他们毕生的阅历和智慧,写来供做我们头脑滋养品的书。大家想想,写成一本书有多么不容易,写一篇文章都未必写得好,何况是一本书!虽然天下文章一大抄,但是这个“抄”的功夫也不简单。抄等于是一种摘录的工作,不仅摘录,还要言之成理,这其中包含了许多人一辈子的经验与智慧,作者可能要花上经年累月的工夫来完成它,而我们只需要数小时就能吸收,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好书令人拍案叫绝
谈到读书的乐趣,读书可以增长知识见闻,很多我们无法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事物,书本都告诉我们,所以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其实读一本书,就算其中只有一两句对我有帮助的话,也是值得的。读到一句我们真正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这种心里的快乐,只有喜欢读书的人才能体会到。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一本好书能使你笑起来、跳起来,甚或拍着桌子,在心里暗叫:“原来早就有人想到我所想到的,也正说出了我要说的话了!”这种高兴不是世间其他的娱乐能给我们的。
除了谈理的书籍,诗、词是用最精练的文字写成的,增一字会太多,减一字则太少。熟读诗词可以陶冶性情,增加词汇,正如孔子所说:“不学诗,无以言。”有一天,孔子问他的儿子伯鱼:“你学诗了没?”伯鱼回答:“没有。”孔子就告诉他:“你不学诗,说话的词汇会不够用。”这个时候,孔子的另一位门生正巧经过,听到他们父子的对话,向其他的门生转述。他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夫子在他的文章中,总是引用 诗云 如何如何了。”诗词读多了,可以增加词汇,其他的书本更是如此。
读书的方法有很多种。起初,大家可能无法知道自己适合读哪一类书。就我本身而言,我一直到进大学了,还不能决定该选读哪一科,等毕了业,才后悔选错了。尤其在升学压力下,单是大学联招的志愿,就有上百个,更叫人无从选择,甚至由不得我们挑。我们真正的兴趣所在,往往要到够成熟的年龄,才有办法确知及掌握。因此,刚开始读书,应该采取“泛读”的方式:广泛地读,每一样都读。泛读是阅读的基础,用来找寻适合自己的读物。凡事不要勉强,有道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做一件事情,真正喜欢且感觉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读书的方法是细读,仔细地吸取书中的精华。平常我不随便买书,一本书我不看完,绝不再买第二本。我不拿书当装饰品,我要将它装进心里头,消化它并享受它。我读本好书,先是拿笔画杠,第二次再摘录下来。我的读书笔记非常厚,它们是由一张张的活页组成。每次出国,很多好书带不走,我就只带我的读书笔记。
会读书的人不但要细读,而且要重读。所谓“好书不厌百回读”,像《老子》这本书,我第一次读是二十岁的时候,当时看得简直是恍兮惚兮,一点不知道好在哪儿。但后来,我每十年读它一遍,每读一遍了解就多些。一直到现在,我还时常利用机会和朋友聚在一起,专挑其中最难讲的部分来讨论。读书读到这种地步就很有意思了!《红楼梦》我读过三遍,第一次只看故事情节,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这一个个人物描写得实在细腻,再看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好文章是这么个写法!我常在想,假若叫曹雪芹来写电视剧本,一定妙极了!譬如说现在剧本里常用“不”,实际上我们平常谁会这样说话?叫人心里直打哆嗦!剧作家怎么不看看《红楼梦》呢!
无论是闲书、正书都可以重读,除了重读,还要默记背书,这也是我的一个笨方法。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抱我坐在他膝上,教我背诗。我跟他念一遍,他解释一遍,然后便要我背。每次往他的膝上一坐,我就知道准没好事!于是我便聚精会神地学。这样的训练可以使人过目成诵,所以中国有名的长诗、长词我全都会背,当时别人说我是天才,其实是因为年纪小,记忆力强,而且这的确是笨功夫。那时有点囫囵吞枣,但日后不断“反刍”,要用时,它就会突然涌现脑海,由此可见背书是一种贮藏。现在大家依赖电脑,忽视了大脑这个最大的记忆体。从前《三字经》、《千字文》都是必须背的,《左传》是我的启蒙书,六岁读《左传》简直是鸭子听雷,但等我十岁入小学以后,国文一直是班上最优秀的,这完全得助于《左传》的开蒙。我父亲虽然是大学生,却用最老的笨方法教我,倒也让我受用无穷。
笨方法也管用
我在沙特阿拉伯时,那儿有一个华人子弟学校,我把他们组成三班,大家都是从《三字经》开始念起。《三字经》涵盖了基本的中国哲学、思想及历史,背会了以后,其他中国古书都可以知道了。我劝大家趁着年轻,多背多记。书背下来,就成为自己的东西,用时也就不必翻书了。“口耳之间不过四寸”,即使听了、看了、说了,都还会忘记,所以还要完全吸收消化,变成自己的血肉,使自己像一个档案似的,累积贮藏很多别人和自己的智慧成果,一旦需要就能随传随到。
此外,读书要注意方法。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看书囫囵吞枣,不经过思考,那就成了书的奴隶,书错了我们也跟着错,读书会愈读愈糊涂!这就是“学而不思则罔”,自以为书读得很勤,反而变得非常狂妄执著,脑子也十分糊涂紊乱。
如果对书本不屑一顾,自己枯坐冥想,那就会“思而不学则殆”。殆就是怠惰,成天做白日梦。闭门造车的结果,会看不到别人的好处,变得灰心懒惰而孤僻。
读书会有些偏见,特别喜欢某人就专门读他的作品。假如某个作家说错了话,就讨厌他而不读他的东西了。如果某人的风格对了我们的口味,他所有的话我们也就盲目地照单全收,这都不是聪明的读书方法。读书切忌“以言废人,以人废言”。我们应该就事论事,他这句话好,哪怕他是“王八兔子贼”,说的话还是好的。假若他的言论有偏差,纵使他是圣人,我们也不可一味盲从。譬如孔子曾说过一句话:“惟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从前小人和女人都没什么知识,就如同小孩子一样,太过亲近他,他就爬到你头上;不理他,他就会无理取闹、喋喋不休。孔子的婚姻并不圆满,直到现在仍是个哑谜。据说,他因为太太蒸梨不熟而把她休了,理由实在是很牵强,他对女人似乎存有成见。假如现在还将“惟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奉为圭臬,就未免太食古不化了。
不赶时髦
读书也不要赶时髦。像时下流行电脑,大家就一窝蜂地跟进,偏废了其他领域,这不免有赶时髦的成分。魏镛先生曾说过很有道理的话,他说现在文科的学生大半都是女生,理工科是男生的天下,管理众人之事需要文法科的训练,恐怕将来男生都要受制于女子了!我认为大家不必只顾着玩电脑,应该看看除了电脑,自己是否还有其他兴趣。读书不要违背个性,倘若非自己所好,就不必勉强。
另外,看某人的书,不要老想作者一定是“书如其人”。我念大学的时候,写戏剧最享盛名的是曹禺,我们都拿他的剧本当文学作品读,当时那是我们最好的消遣,大家对他十分崇拜。有位同学知道我是曹禺迷,要介绍我见见曹禺,我一口回绝了。我想自己可能不够超然,见了面也许会破坏我原来对他的印象,所以还是保持点神秘感的好!
不做蛀书虫
别以为写书的人都是十全十美,也别将书本看做是绝对的真理。今天大家听完我的讲演,各自回家写一篇报告,一定都不尽相同。即刻记录下当天发生的事,都会出错,何况是历史?再加上个人的主见,更是各有不同。所以我们读书要有判断力,不要人云亦云,否则就是蛀书虫,书都细读过了,却没有一点好处,这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了。
前人说开卷有益,那是因为古时候印刷术不发达,书籍都是辛辛苦苦抄成的,所以只要能成为书,一定是本好书。现在就不同了,滥书充斥坊间,大家应当有所选择。我选出几本必读的书,供诸位参考。
古书方面:《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左传》、《汉书》是必读的。无法全读,可以选读,趁着各位尚有余力、闲暇,应多多吸收。也许大家没察觉,我们平时说的话许多出自《论语》、《孟子》。宋朝的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包含诸多做人、为政的道理。我们不读古书,就无从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是如何延续的,源头为何。这不是古板,也不是开倒车,在国外读“经”(classics)也是必修课程。两千五百年前,中外思想家辈出,那时大约五十年间,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等人交相辉映,一直到现在,大多数的著作还是在为这几位思想家做注解,不出其窠臼。《老子》一书只有五千余字,有人统计,每一个字至少有一万字去注解诠释。除了《圣经》之外,各国语言译本最多的书就是《老子》。
很多年前,我在船上遇见一位在台湾留学多年的外国人。他手上老捧着一本线装书,向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讨教,大家都摇头耸肩无以回答,原来他正在研读《老子》。他对我说:“真奇怪,我问很多中国学生,他们都说没看过这本书。恐怕数年而后,你们要派学生到美国研究老子了!”
《左传》、《史记》、《汉书》是最古的三本历史,文字之美美不胜收,各位只要好好熟读几遍其中的好文章,保证下笔如有神,写散文没问题。
我的老师胡适之则说:“世界上最要紧的是历史。”“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先人的错误是我们前车之鉴,所以大政治家必定读史。十三经要全读是不可能的,我列举以上数本,希望各位有空能多翻翻,养成习惯后,必定有斩获。
也要读闲书
至于读闲书,不必像金圣叹所谓的遍读“六才子书”。小时候,我总喜欢躲在被窝里,拿手电筒或点根洋蜡,津津有味地看小说。像《七侠五义》、《小五义》、《江湖七侠传》都是我喜欢看的,后来没变成近视眼,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真正的好小说,像《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老残游记》等等,即使不是绝后,也是空前的好小说。《水浒传》里描写一百零八条好汉,个个不同,活灵活现的,真叫人叹为观止!《西游记》中的人物,各有不同的隐喻:唐僧代表人,孙悟空是心,猪八戒是欲,沙和尚代表理智,所以沙和尚最不出色,唐僧不太理睬他,就像我们少用理智,任由欲望扩张或是任从心飞。唐僧的白马代表意志,没有它,无法完成西天取经的任务。下辈子在六道轮回里如果我注定要变为畜牲,我希望能变做马,其次是牛,这是我最喜欢的两种动物。
另外,诗、词、曲也很值得一读。短短数语竟能描绘那么多的景物,抒发如许丰富的情感,那是真美!词比诗自由,曲又比词自然。元曲《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整首曲除了“在”字,全都是名词,读起来一幅幅图画都在脑中涌现,真是绝好的写实作品。
宗教的书也要读。隋唐时代影响中国最深的是佛教,佛教传入中国,不仅导致宗教上的改革,也影响文学至深。当时接收佛教文化的人都是研究老庄的博学鸿儒,他们用老庄的文字翻译佛经,文字很美,又以《楞严经》为最,有道是“自从一见楞严后,不读世间糟粕书”。《六祖坛经》文字平实简易,也是佛经中的上乘之作。在美国喜好研究形而上学的人,都是一手禅宗,一手老子,他们相当肯下工夫研究,这是我们祖宗留下的家产,我们可不要瞠乎其后了!
《旧约》和《新约》也值得一读。中东今天为什么会打得一塌糊涂,从这里可以寻出一些蛛丝马迹。这两本书是西方的历史,《新约》中更详尽地记录了耶稣的言论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借镜。
除了历史,该看看中外的伟人传记。我们中国人写伟人传记会犯一种毛病,就是将伟人太过于美化,其实如果把一些小缺点写出来,倒也蛮可爱的,让我们觉得他是人,而不是高不可攀的神。将相无种,人皆可为尧舜,读传记就成为一种鼓励、一种启发。
读书也要有教学相长的观念,看到一本好书,要能不吝与人分享。和别人一同讨论,甚或教他,对自己都有莫大的帮助。除了读书,多听好的演讲,总胜过看那些一开机便知道结局的电视连续剧。有人问孔子:“你是圣人吗?”他谦虚地回答:“我只是好学不厌,诲人不倦而已!”他的意思是:“我从来没有说我讨厌读书,我从来没有说我教你们教烦了,从来没有过!”如果我们也能做到好学不厌,诲人不倦,我们也都是孔子了。
读书会值得推广
在外国几乎每一条街或是每一个小小的朋友圈中间,都组织一个读书会,太太、先生都一同参加,每个月共同决定读一本书,下个月大家轮流报告。平常我们能够偷懒,但是该你报告心得,就非好好读书不可。有些人加入好几个读书会,每个读书会性质不同,有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有研究哲学的,有研究宗教的;大家凑在一起聚会,定期报告读书经过,用这种方法来读书更好。
台湾的读书风气很令人惭愧,我们常把ph.D叫做博士,说实在我们有很多的“专士”,却没有“博士”。现在要得到博士学位,常常拿最小最小,简直是钻牛角尖的小问题来做博士论文,所以造就了专门人才,而没有“通儒”。通儒是念书念通了的人,念书念通的人他知道过去的事,也知道现在的世界大势。他背负历史的责任,为国家万世谋太平。这样的人才不可能不博览群书。
有酒柜无书柜
在中国台湾,富庶的家庭里有很漂亮的酒柜、很坚固的保险箱,但是,很少在这些人家中找到书架。偶尔也有书架,都是精装书摆在那儿,用玻璃罩上,我相信连拿下来掸掸灰尘都不用,更不用说拿出来看了!前几天作家何凡有个报告,我们每年每人花在买书上面的钱平均是三百八十元台币,还不够在好饭馆里吃一顿自助餐!虽然我们的书店这么多,杂志这么多,但比起国外来差得很远。
美国要独立的时候,为了茶叶税跟英国翻脸。当时英国政府认为移民到美国的人没有枪也没有武器,怎么可能搞***呢?派一旅皇家军队去,把他们解决掉就是了。那时候西方文化中心在巴黎,民主思想发源于法国,法国的《民约论》为先驱。《民约论》是根据什么写的?根据孟子写的。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齐王问孟子什么最要紧?他说,当然人民最要紧,没有人民哪来国家?没有国家,哪来领袖?这样的思想孕育出《民约论》来,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当时有一个英国人警告英国政府说:“你知道吧?美国每周从欧洲运过去的书多过我们英国从欧洲进口的书,假如这么严肃的书都有那么多人肯读,而且持续不断地读下去,那么这个地方不得了。知识就是力量,什么都可以打得倒,知识击不倒。”所以他说,千万不可以对美国轻举妄动,但是当时没有人肯听他的话,结果华盛顿七十二战,虽然战无不败,最后还是胜利独立了。
中国台湾的富庶无话可说,太平洋的彼岸加州,也知道我们很阔。一个孩子开名牌的车子,他们说:“是台湾来的吧?”台湾去的人在美国买房子都是付全额,很少分期付款。我们不要再夸富了,再夸富只有让盗贼更多。你看那些犯法的,都是十几二十岁,既然大家都说财富最要紧,那么人人都要,管它怎么得来的,所以盗贼横行。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提倡读书而少谈财富。一个国家的人民不读书是最可怕的,这个危险比什么都大。
爱书的人不怕寂寞
总结来说,我认为读书除了上面所说的好处,还可以避免许多毛病。我们发现,现在的人常觉得无聊,不知如何打发时间,所以,孔子说宁可他们赌博、下棋,也比“小人群居为不善”好些。太闲的话,即使不做出犯法的事,也会精神出毛病。
“人非有品不能闲”,没品的人一闲下来,不是去玩,就是去挥霍,造很多孽,最后没有不害惨自己的。最好打发时间的方法就是读书,没有弊病,也没有祸害。
总之,我们真正读书,就不会怕寂寞,不会依赖别人。如果我们把兴趣、时间、情感都投注在我们以外的人身上,像做妻子的,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丈夫身上,依赖性可就大了。
读书防老
太太、小姐们,不要以为自己忙到没有工夫读书。《黑奴吁天录》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太太,她是在切菜板旁写这本书的。能读书的人,情感、兴趣是独立的,不会怕寂寞,为什么怕寂寞?是因为觉得没有人会注意我。如果你注意书,书就会注意你,它不会丢弃你,你也永远丢弃不了它,书就像个大花园,你永远都看不完。有些太太和先生同等学力,但没过多久,丈夫回家来,就觉得和太太无话可说,这也是因为太太不再读书,知识僵化了。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读书会让你不知老之将至。书永远是新鲜的东西,真正爱读书的人,会觉得时间不够,哪还有闲工夫去管闲事,怄闲气?别人的忙是要帮的,但现在帮忙的人太少,帮闲的人太多。很多人一副正气凛然的模样,自以为在帮人家忙,其实是捣乱,常常忙没帮成,倒是惹来一堆是非麻烦!书是不会给人招惹是非麻烦的。并且,还可以减少麻烦!
我们夸赞某些人有书卷气,又说三日不读书,则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书卷气这个东西很难解释,它是“发之于内,形之于外”的,要花费时间来培养,不是用化妆、美容、保养皮肤等人工的手法可以造出来的。所谓气质,即使老了也不会减色。我很“好色”,看到漂亮的女孩子,我常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人家瞧,但是,看看她的举止,再听听她说话,常令人在心里叹息:“真是暴殄天物!这么漂亮的一个躯壳,为什么气质这么差?”有些老朋友分别了很久,再见面时,他不同了。不是变坏了,就是变好了;不是变得庸俗不堪,就是变得气质很好。气质变好,就表示分别以后,他在那儿不断地读书;假如他变得面目可憎的话,这几年他大概唯利是图了。
美人可有迟暮,书香却是愈老愈醇、愈厚。无论男士、女士,爱美是人的天性,我希望在座诸位,又美又香,长春不老。
问答录
问:现在我们普遍接触到的书都是比较现代的,像《老子》、《庄子》这一类的书,我们想看,问题是书中缺少注解。我们该如何看呢?
答: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文言文的根基不够,念古书不大容易了解。真正靠注解去读,有时候反而不好。读这种书有一个办法,你要是真有兴趣,先死读它,这不是开玩笑。有时候,多读它几遍,窍就通了。因为你不懂,就该多想,要学也要思,这么一想,你就会慢慢地体会其中道理。
问:您说要多读传记,能否列举几本以做参考?
答:好比说,你喜欢有英雄气概的,那么可以读拿破仑的传记或《项羽本纪》;假如喜欢发明的话,可以看看居里夫人传;喜欢文学,这几天报上在闹王国维的自杀之谜,也可以看看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你可以按照自己兴趣、性情,读自己崇拜的名人传记。
问:我是中学老师,您刚才提到很多值得一读的好书,我也想把这些书介绍给我的学生。但是以目前一个中学程度而且忙于升学的孩子,我很难用道理告诉他们,读这些中国的东西对他们会有什么好处。
答:说起这件事来,我自己也很忧虑。几十年前有人请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出任“教育部长”,我当时对他说:“梅校长,在台湾办教育不比在清华,你想做得好的话,宁可现在被骂得狗血淋头,但是将来历史上会认为你是教育界的大功臣。”那时候台湾的升学主义已经萌芽。教育以考试升学为目标,这一个错误的大前提,造成今天教育的种种缺失,说起来令人很难过。不用说像老庄这些古书肯定没人读。我到欧洲旅行的时候,巧遇一位在文化界享有盛名的朋友,我邀请他一起做一次欧洲的历史之旅,走访古迹。到希腊,我带他去看马拉松圣火台,到罗马看了竞技场,我告诉他,很多基督徒在这里被狮子咬死。他说:“有这回事情?”我当时真是大吃一惊,我说:“孩子,你好可怜,怎么这些事你不知道?”他回答我:“也许以前念过,但都是为了考试,考完了就忘了。”
我可以感觉到一位中学老师的痛苦,那真是痛苦!即使你肯教古书,学生的父母未必欣赏。假如我们的升学主义不变,这个危机比什么都大,将来会无可用之人。在沙特阿拉伯的时候,中国的孩子只能念阿拉伯学校或是美国学校,他们下午三点下了课,我就在办事处等他们。我们经费很有限,我帮他们漆椅子、钉桌子、漆黑板,我身兼校长、三班的主任、三班的教员。低班从“ ”(注音符号,即中国台湾用的拼音,对应的汉语拼音字母为bpm)教起,中班从《三字经》教起,大班从《诗经》教起。到我走的时候,大班念到《左传》。那时候,孩子的家长认为我太残酷了,他们才从学校下课,又逼着他们背书。但是这些孩子们回台湾继续升学时,其他的功课赶不上,只有文史赶得上。我们当老师,尽最大的努力,学生们接不接受,那就在于他们自己了。
问:我的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我想教她读《三字经》,应该如何引导?
答:我们现在的文化是电视文化,假如做父母的把吃过晚饭看电视的时间拿来教小孩读书,就像我父亲教我那样,抱在腿上,对我说:“来!我们背背《三字经》吧!”不逼迫小孩,哄着他们、陪着他们,他们还是能接受的。小孩子看父母伟大极了,父母说什么,他们都觉得是好的。只要不逼迫他们,让他们觉得读书是一种享受,就跟上去了。我觉得我从父亲处受益最多,也碰到许多好老师,到现在,我还很感激他们。所以趁着孩子小的时候,从会说话时就教起,不要忽视他们。
问:请问佛学中有关禅的基本书籍有哪些?
答:禅学最难懂了,假如你想看,刚刚我提到的《六祖坛经》,你把它看熟了、看懂了,就知道禅学是什么了。六祖一个字都不认识,但禅学在他手上才普遍化,才真正变成中国的东西。佛法原是很复杂的,但是到了中国,用中国的智慧,用老庄的根基把它中国化了,变成印度佛法和中国老庄合起来的一个结晶品。中国的书法家、画家、文学家、宋明理学家,没有不受禅宗影响的。几个月前我请了一位美国禅师卡普乐到中山堂演讲,一个外国人研究禅宗到那种地步,真是了不起。他说他到中国来寻根,因为学禅总要读中国的禅宗公案,这些公案影响后来的宋明理学家四五百年。如果我们懂得禅宗的话,读宋明理学,包括王阳明在内,非常容易懂。所以我劝大家把《六祖坛经》买来读读,不是信佛,主要是知道这是中国的宝贝,一个“儒”,一个“释”,一个“道”,这是我们的三条文化命脉。
闲出来的毛病
闲产生文化,忙产生文明。但是若不善用闲,可以闲出了毛病,其害在个人、家庭、社会。不善用忙,出的毛病就更大,它可以为害于国家人类。
我们是个闲出了毛病的国家,别的不说,麻将成灾,就是其中毛病之一。为什么能让麻将盘踞统治我们的社会,历时上百年而不衰?为什么受了这许多折磨艰苦,依然沉迷留恋在这一百三十六张牌里?无他,闲出来的毛病。
假如一个人生活得忙忙碌碌,生活得兴致勃勃,他的趣味很广泛,他将会觉得岁月有限,来日苦少,去日苦多,他将会深感每天的时间不敷分配,因为要学的、想做的,实在太多了,甚至把饮食睡眠都看做是一种浪费。这种人是趁着有生之年,活着去探奇,不是挨着过日子在等死,自然他们绝舍不得把时光消耗在麻将桌上。
但是假如有人活得如同雨季霉天,周身都是潮漉漉的、软趴趴的,明天、明年,对于他永远和昨天、今天一般;他所期待的只是发闲出来的毛病薪的日子,下班的铃声;他所要求的,只是暂时的麻醉心神,消耗岁月,那么最俯仰无愧、最无害于人的方法,便是搓麻将了。只有懒怠闲散的人,才把时光当做不好打发的日子,当然也就不会去珍惜宝贵它了。
其实事情是人找出来的,空闲也是人自己造成的。俗语说:“越吃越馋,越待越懒。”不信试试看,真是百试百验。一个好吃懒做的人,是从积习养成,习气与日俱增,最后才积重难返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好逸恶劳本是人的通性,所以陶侃运砖,祖逖闻鸡起舞,方始被人称颂。人类不断地追求物质文明,所谓物质文明,便是生活过得较好,而用的劳动力却较少。不然我们不会由石器而铁器而蒸汽而原子了,我们的历史将会是一张白纸,我们也永远停
留在茹毛饮血、穴居裸处、和禽兽一样的生活阶段中。好逸恶劳并不是劣根性,当然更不是罪恶。但是假如在一个社会中,他的组成分子间若有劳逸不均现象发生,或是在某一个社会阶层中,整个组成分子都闲得无所事事,于是五花八门的社会问题便产生了,这些社会问题将会直接或间接地、现时或将来地严重影响到其中每一个分子。
在东方,人工便宜,廉价的劳动力,为劳动者担负了大部分的体力活动,于是我们便有了许多的空闲。在古时,这些空闲使人产生闲情逸致,使人爱好自然,乐天知命。等到后来和西方文明碰了头,我们吃了瘪,对于精神闲逸既割舍不下,对于物质文明又拒却不得,彷徨矛盾,便走上了第三路线。仍旧以打麻将为例,在古时,打牌打到掌灯时分,便非罢手不可;可是电灯发明后,在一百支电灯下,却更能聚精会神地卜夜作画;等到我们能够自制原为诊疗用的伸臂灯以后,打起牌来更是相得益彰了。这就是我们如何聪明地糅合了东方精神和西方的物质于一堂的最好实例。
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人力太值钱,他们为了节省劳动力,便乞灵于机器,其目的不过也是为了多些空闲。在美国的家庭中,几乎一切机械化了,家庭主妇,只要一按电钮,一任家事做来简速而省力。照理说,大家因此都有空闲了,可是他们的生活依然繁忙,因为要添置那些日新月异的机器,大家忙着拼命赚钱,机器在前面领着他们跑,时间就是金钱,目标也是金钱,他们原先追求的闲逸,也就无闲时、无闲情去照顾了。这种生活过久了,正和越待越懒的东方成强烈的对比,再也松懈不下来,安静不下来。即使物质的享受已达饱和点,他们仍然寻觅刺激和冲力。不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便是放辟邪侈,骄奢淫逸。于是富庶的人,年轻的人,在极端的物质享受中一闲下来,便闲出了毛病。那些幼稚荒唐的胡闹,那些少年犯罪的逐年增多,使我们这些坐在麻将桌上的斯文安分的东方人,不胜惊讶感叹,立刻摇头晃脑,把东方传统精神重行恭维一遍,将西方物质文明大肆抨击一番。
无论东方或西方,患精神病的多属于那些无所事事的闲人们。天下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苦恼,都是这些大闲人制造出来的。但是我要重复、肯定地说:闲不是毛病,闲更不是罪恶,闲是文化的温床,闲是人类挣着努力达致的目标。一切由闲而产生的毛病,是源于我们在人间还没有为闲准备好适当的地位以前,就大量制造了过剩的闲,于是闲出了毛病。
闲产生文化,但是若不善利用,它便成了烦恼罪恶的源泉,我们不能因为闲出了毛病,便摒弃闲,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社会学家,我们的宗教家,都是在为我们求取闲。取闲并不难,问题是如何能有计划地教育人类去利用闲,享受闲,而不要使人间闲出了毛病。
礼多人不怪
我最怕听我们自诩是礼仪之邦,仪如何,先不说,说到礼,却使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出我们的礼在哪里,无论那是中国式的周公传下来的礼,还是西洋式的艾蜜丽、泼斯特的礼。我们所谓的礼,所自诩的礼,只是凡俗的客套,那些既不合情又不合理的客套,既不便人又不利己的客套,虚情假意、费而不惠的客套。
即或我们勉强把这些客套编之为礼,那个礼也是枣核形的两头尖,中间大鼓肚。为什么说它是枣核形的呢?因为我们对陌生人毫无礼,对亲友熟人太多礼,对家人骨肉又根本不讲礼。
这种情形,无论何时何地,都可看见,只是见多了习以为常而不注意罢了。譬如有一天,我在公共汽车站等车,因为路线不太熟悉,便很客气地向前面一位靓妆少妇打听。她凛若冰霜地白了我一眼,冷冷地说“不知道”,便转过脸去。我当时陡觉冷气钻心,不只是因为她对我无礼,而是觉得可惜,假如她肯把嘴稍微咧开一点,在“不知道”的后面,柔和地加上“对不住”三个字,那么她的脸将会显得美丽得多,将会比她脸上的脂粉更能为她增加妩媚。
我们一起上车后,她前面的一个男人,大约是她的丈夫或是弟兄,抢先占了一个座位,等她慢慢走了过去,便急忙站起让位给她,她大模大样地坐下,不但没有一声谢谢,甚至连个微笑或注目都没有,那副神气,就像天下万物莫不为她而生似的。这时我对她不仅觉得可惜,甚至觉得她可怜了。她多么像一块乌云,不但使她自己看起来阴森森的,甚至那属于大众的太阳,也被她遮掩了。
随在我身后又挤过来一位妇人,当这两个女人相遇后,那位少妇的笑容绽开了,我惊喜地发现她有一副很动人的笑容。她挣扎着要站起来,坚持要让位子给那位后来的妇人。两个人连说带笑,连拉带扯,便在摇晃拥挤的车厢里,大大地客气礼让一番。少妇最后终被强按坐下,她又急忙地抢过去后来者手中的洋伞皮包,那份体贴和气与五分钟前的她判若两人。也许是因为我傻看她的时间太久了,她突然收起了笑容,向我白了一眼,然后转过脸去,立刻又满面春风地和那位妇人谈笑起来。
车停了下来,她和那位男士准备下车,先是急忙把她的朋友拉着坐了自己留下的空座,跟着再亲切地叮咛嘱咐一番,方才下车而去。我向外一看,正好我要去的地方也在附近,就紧跟着追下了车。当我站在路口等候那辆公共汽车开走,以便横越马路时,恰巧站在她的身旁,只见她一面含笑举手向车内妇人致意,一面向身旁男人说:“这个女人讨厌死了,怎么又碰见了她?”
这只是个例子,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吧!我们不是常常看到在戏院门口,在饭馆柜台,争着抢付账的火炽场面吗?即或谁都心疼掏腰包,可是咬了牙也得尽尽礼;在宴会上,主人对着堆了满桌的山珍海味,一定要瞪着眼说瞎话,“没菜,简慢”,为了尽礼。不管客人是否患有严重胃溃疡,一定要把酒菜硬塞进客人的喉咙,喉咙以下的甘苦只有客人肚子里明白。可是我们却常看到父母长辈对孩子们的申斥呵责,悍妇对丈夫的侮慢无礼。再者我们对于仆妇的奔走服役,就像驱使牛马一般,丝毫不像是在对待“人”。假如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的知礼之士,把礼数只用在与人周旋的虚伪客套上,而竟称这种枣核形式的客套为礼,那简直是侮辱了礼,改用孔子一句话“中国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很喜欢谈礼,其中我最欣赏的一节是当弟子问他:“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我们也许是因为遵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太久了,浸淫而成为一种风气。在上者不自觉地骄,居下者不自觉地谄,反正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最可怜的是乞丐,还可以有野狗去出气。于是一层层地谄上去,一层层地骄下来,“礼”便成为一方交通了。一方交通是中国枣核形式的客套以外的另一种怪礼。
我希望我们这礼仪之邦的子民,不必讲究古时的六礼,也不必学洋派的拥抱拍肩,我们既不必箕踞而坐白眼看人以自命清高,也不必胁肩谄笑周旋客套而自以为知礼。我们要从家人父子处室做起,我们要从对待僚属仆役做起,我们要从和陌生人交往时做起。其中没有深学问,没有大道理,也没有繁文缛节,只是在待“人”接物时,有一种合情合理的态度,不分尊卑老幼男女亲疏,大家都有个起码的人对人应有的礼貌。一个“请”字,一声“谢谢”,绝不会降低了我们的身份,损失了我们的威严。
礼和让又是相连的,让人一寸路,后人一分钟,饶他一句话,便可减少许多冲突纠葛。每一个人都和蔼一点点,微笑一点点,便可聚积而成祥和瑞气,祥和瑞气弥漫散开,便可驱散阴霾乖戾。一个笑容,一声对不起,是那样轻而易举,是那么惠而不费,而且那是易于感染的,是可以习惯成自然的。只要那不是虚伪的客套,为什么不多给别人一点点礼貌呢?
民国二年(1913年),北京法源寺住持道阶法师做佛诞纪念会,以释迦佛像为徽章,去参加纪念会的人都佩戴一枚。这是国内第一次以佛像做徽章。事后道阶法师来普陀山,送给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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